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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化的革命軍隊？如何建立這樣的軍隊？這是全新的問題。

在鞏固和發展紅軍的實踐中，毛澤東認識到思想教育的極端重要性。他不僅深入到官兵中間，親自做思想工作，經常給部隊講課，旗幟鮮明地反對各種錯誤傾向，而且注意總結經驗，使之上升為管理理論。

《古田會議決議》是我軍建設的綱領性檔案。它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隊，樹立無產階級思想，克服非無產階級思想，把紅軍建設成為一支“服從無產階級領導的，服從於人民鬥爭和根據地建設需要的工具”。

毛澤東關於軍隊思想建設理論的形成、確立給了人們一個深刻啟示：思想教育的價值並非一目瞭然。對思想建設重要性的認識，管理者往往會經歷一個過程。紅軍是透過古田會議統一認識，走上思想建軍之路的，企業是否也需要召開自己的“古田會議”呢？

將管理與教育融為一體，力圖透過教育提高人的思想覺悟，來達到管理目標，是毛澤東軍隊管理思想的一大特色。在這方面，毛澤東有一系列精闢的闡述。在毛澤東的倡導和組織下，我軍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不誇張地說，思想教育堪稱毛澤東領導下人民軍隊管理的一絕。時至今日，國內外學者談到毛澤東，大都對其透過灌輸影響官兵思想的本領讚不絕口。可有誰知道，毛澤東的這套管理辦法也是在其帶兵實踐中被逼出來的。

我軍是在大革命失敗、中國革命處於低潮時建立的，從誕生之日起就處在強大敵人的包圍中。在新的革命高潮一時無法到來的情況下，弱小的紅軍能否生存，如何發展，當時黨內及社會上是有不同看法的。如1929年陳獨秀在《論紅軍問題》一文中就提出，如果革命高潮不能很快到來，朱毛一類所謂的“紅軍”是不可能長期存在的。因為偏僻農村的社會環境及生活方式，會使這種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隊伍日漸流氓無產階級化，會不時發生領導層內訌，最終脫離黨的領導，變成新式流寇。陳獨秀斷言，這種“紅軍”沒有存在價值，也沒有任何前途，只能導致黨內許多好同志的無謂犧牲。

如果純粹從理論上推斷，陳獨秀的分析不無道理。在長期的農村游擊戰爭環境中，在缺少城市工人群眾參與的情況下，無產階級政黨有沒有可能不走以往農民起義軍的老路，建立起一支以農民為主，卻又無產階級化的革命軍隊？如何建立這樣的軍隊？這是全新的問題。不僅陳獨秀持懷疑態度，就連當時實際上指導中國革命的共產國際和遠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也無法給出明確答案。

如果說黨的其他領導人只是從理論上意識到紅軍的鞏固、發展及無產階級化可能出現問題，那麼，親自組織和領導這支隊伍的毛澤東，對問題的感受顯然更真切、更深刻。事實上，初創時期的紅軍本來就成分複雜，加上環境惡劣，出師不利，部隊計程車氣一度非常低落。不僅士兵和基層軍官失望、彷徨，不知出路何在，就連一些指揮員也發生了動搖，離隊的離隊，叛變的叛變。如秋收起義部隊的師長餘灑度、團長蘇先駿等，就先後以向上級彙報情況為藉口不辭而別。“三灣改編”後，部隊整編為一個團開赴井岡山。上山不久，團長陳浩、副團長韓壯劍、參謀長徐恕等又密謀拉隊伍叛變投敵，被毛澤東及時發現並處決。

要鞏固和發展紅軍，最難的還不是對付動搖分子，而是如何做好留隊官兵的思想工作。由於缺乏理論指導和實踐經驗，說不清真正的紅軍到底該如何建、怎樣管，官兵中各種想法都有，出現了許多不良傾向。毛澤東在《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一文中，列舉了其中的八種，即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盲動主義殘餘等。讀過毛澤東這篇文章，設身處地想象一下當時的情景，不難感受到，當時官兵的思想多麼混亂，要鞏固和發展這支軍隊多麼不易。事實上，大革命失敗後，我黨在全國各地曾組織領導了100多次武裝起義，可獲得成功並儲存下紅軍部隊的只是少數。一些起義之所以沒能成功，起義部隊之所以沒能儲存下來，與領導人缺乏理論指導和帶兵經驗有直接關係。

正是在鞏固和發展紅軍的實踐中，毛澤東認識到思想教育的極端重要性。他不僅深入到官兵中間，親自做思想工作，經常給部隊講課，旗幟鮮明地反對各種錯誤傾向，而且還注意總結這方面的經驗，使之上升為管理理論。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寫道：“紅軍成分，一部是工人、農民，一部是遊民無產者。遊民成分太多，當然不好。但天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