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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如果你在世界盃決賽的前夜，缺乏一種特殊的壓力和緊張感，那麼很顯然，你就不會對它留下太多的記憶。在你的腦子裡，對於當時的事情、想法、自己說過的以及別人說過的話，將會留下很少的記憶。

但是，如果在我的面前有一架天平，讓我選擇多一些記憶還是多一些平靜，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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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計劃，但不要訂得太多

正因為缺乏記憶，所以我的所有比賽的前夕都變得相似起來，在我的記憶中，它們相互混合在了一起。

我的第一場比賽，第一場職業比賽，第一場甲級聯賽，第一場國際比賽。從我剛開始做裁判起（那時候我才17歲）一直到現在，我就從來沒有計劃過這樣的一點一滴的進步。事實上，我是喜歡給未來制訂一些目標的，但是我不會想得太遠。這是因為，我喜歡變化，喜歡那種出乎意料的突然變向，喜歡在生活中接受新的挑戰，實際上，我們也不得不去接受那些挑戰。我從來不會制訂很遠的目標，這是因為我知道，我喜歡變化，變化對我的吸引力將有可能使我從正確的信念中分心。另一方面，儘管我不是一個星座學愛好者，但我也知道，對於我這種水瓶星座的人來說，喜歡變化是我們的一種典型的性格特徵。

當我開始在高階裁判層中露面的時候，我也從來沒有把執法世界盃決賽定為自己的一個目標。如果某些事情的成功，不是僅僅取決於自己的能力和努力，那麼你就不能把它定為一個目標。

在動身去日本之前，他們問我：“你對本屆世界盃的期望是什麼？”我回答說，一個裁判員，不應該期望從比賽裡得到一些什麼東西，這是因為，他所扮演的角色不允許他有這樣的期望。裁判員的角色，就是去做好自己應該做的事情，也就是說，去做好比賽的裁判。不管是世界盃的第一場比賽，還是世界盃的最後一場比賽，他都應該做好充分的準備，力爭在場上發揮出自己的最佳水平。或許，他可以參加兩場比賽，或許可能會更多，甚至於會執法最後一場比賽，但是，這些都不是他能夠決定的事情。

是的，這不完全取決於你。你是應該把事情做好，但是你無法去決定別的事情。有的時候，你做得已經足夠好了，但是，光是做得好是沒有用的，你還必須獲得額外的“幫助”，也就是說，你本國的國家隊必須要遭到淘汰。即使你做得再好，只要你的國家隊不停地繼續往前走，你就會被“淘汰”。

我在1998年法國世界盃上就碰到過這樣的情況，還有一次，是在2000年比利時對荷蘭歐洲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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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世界盃和2000年歐洲盃

在法國世界盃期間，儘管我很受器重，但是人們還是認為，特別是相對於那些入選世界盃的其他裁判而言，我還是一名“年輕”的裁判。比方說，馬里奧·範德爾恩德、馬克·巴塔、基姆·米爾頓·尼爾森、何塞·瑪莉亞·加西亞·阿蘭德、休·達拉斯，這些裁判員的國際比賽經驗都遠遠超過了我，並不是因為他們比我的年齡大，而是因為在一些北歐國家，人們可以在很年輕的時候就成為國際裁判。比如基姆·米爾頓·尼爾森，儘管他還比我小几個月，但是他在1988年的時候就已經成為國際裁判了，當時他只有28歲，這在我們國家是無法想像的事情。

我接受的頭兩項任務是兩場重要的比賽。第一場是荷蘭對比利時，這是一場廣為人知的德比大戰，也是一場困難的、棘手的比賽。接下來的第二場比賽是法國對丹麥。後來，義大利隊打進了四強，因此所有的義大利籍國際裁判全部失去了執法的資格。

儘管在開始的時候，所有的人就都已經知道了這條規定，但是當我知道自己確實要提前回家的時候，我還是感到相當的失望。就像人們常說的，人總是希望自己能最後一個死。當時住在我隔壁的是馬克·巴塔，他是法國人，因此他的訊息肯定是準確的。在任命名單還沒有正式公佈之前，我就已經看見他在收拾行李了，這讓我的希望變成了一個巨大的遺憾。我只有安慰自己說，我在比賽中的表現是很不錯的，最後階段沒有能夠留下來，並不是因為自己的能力不夠，而是因為義大利國家隊取得了好的成績。

到了2000年歐洲盃，我已經成為了一名最值得信賴的裁判員。我先是為荷蘭對捷克的比賽做了裁判，後來又執法了一場很困難的比賽，其原因是公共秩序的混亂，也就是那一場淘汰賽階段德國對英格蘭的比賽。接下來的一場，就是四分之一決賽中法國對西班牙的比賽。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