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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止觀”。自從鳩摩羅什譯出《禪法要解》後，禪學便成了一種專業。而禪宗在中國的興盛，卻是與慧能的變革分不開的，他的變革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打破修行成佛的種種客觀要求和束縛，完全走向主觀，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把成佛的條件定得很寬鬆；二是用大眾化的語言來傳播佛教。

禪宗六祖慧能生於唐太宗貞觀十二年（638年），小時家境貧寒，皈依佛門後，一直是雜役僧，幹些舂米的活兒。年老的禪宗五祖弘忍打算找接班人，一次要眾僧作法偈，意在從中體會各僧的根基悟性。門人都推崇他的大弟子神秀，不敢作偈。神秀夜間在壁上作了一首，眾僧都叫好，就是毛澤東對林克背誦的第一首。但弘忍似乎不大滿意，說他只到門前，還未入得門來，讓他重作。

神秀苦想數日，作不出新偈。於是，不識字的慧能一反神秀之意，請人代寫了一首，就是毛澤東給林克講解的第二首。弘忍聽後很賞識，就定慧能為傳人，把衣缽授給了他，並讓他速回廣東新興縣老家。慧能遂為禪宗六祖。

《六祖壇經》，是慧能的弟子法海根據慧能的談話集錄的一部典籍，又稱《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其中記述了禪宗六祖一生得法傳寶的事蹟和他啟導門徒的言教。其宗旨，不外“淨心”、“自悟”四字。

淨心，即心絕妄念，不染塵勞；自悟，即一切皆空，無有煩惱。能淨能悟，便可頓時成佛。於是，有人用“見性成佛”來概括《六祖壇經》的主旨。“性”就是眾生本來就有的成佛的可能性；“見”大體就是“自悟”，並且往往是“頓悟”，所以說，“不悟即佛是眾生，一念悟時眾生是佛”，因為，“萬法盡在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

毛澤東認為，慧能的思想動搖了印度佛教在中國的地位，主要是他使禪宗徒眾，敢於說佛不在外，在我心中，甚至人人都可以自稱為佛了。這樣，原來天竺各宗派所虛構的高不可攀的佛，變成了舉目可見的平常人。《金剛經》裡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慧能回南方傳播的禪宗南宗，就是要盡力掃“相”，佛即“諸相”之一；掃相必然要掃佛。所以攻擊南禪的宗派，說他們“喝祖罵佛”。

應該說，六祖慧能敢於否定經典偶像和成規，勇於創新，以及把外來的宗教中國化，使之符合中國國情的特點，與毛澤東追求變革，把*主義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並使之中國化、民族化的思想，似不無相通之處。對此，毛澤東在晚年曾有過直接的表述。

1975年6月，在會見一位國外共產黨領導人時，毛澤東特別強調：各國革命要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不要照抄中國。接著，他便以佛教為例說：鳩摩羅什說，“學我者病”，他是外國人，會講中國話，翻譯了許多佛經。這就是要自己想一想。*說，他們的學說只是指南，而不是教條。中國有個學者叫嚴復，他引了鳩摩羅什的話，在他翻譯的赫胥黎的《天演論》上面說的。

第五章　毛澤東說佛教談佛經（8）

“《金剛經》值得一讀”

1961年，毛澤東同班禪大師進行了一次深入的談話。

談話過程中，毛澤東饒有興致地問班禪大師：“西藏是大乘，還是小乘？”

班禪說：“我們學的是大乘，搞密宗，但小乘是基礎，也懂得小乘。”

毛澤東問：“釋迦牟尼講的是大乘嗎？”

班禪說：“釋迦牟尼講經分三個時期，早期和晚期講小乘，中期講大乘。”

毛澤東又問：“《蓮花經》和《金剛經》在藏文的經典中都有嗎？釋迦牟尼著的經典比孔夫子的書還多吧？”

班禪說：“西藏有《金剛經》，是從梵文譯成藏文的，釋迦牟尼的經書很多。”

毛澤東說：“《金剛經》，很值得一看。我也想研究一下佛學，有機會你給我講講吧！”

《金剛經》是中國人比較熟悉的佛教經典，全稱為《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又稱《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簡稱為《金剛經》。

如此拗口的經名到底有什麼深刻的含義呢？

“般若”，是梵文praj■ā的音譯，意為“智慧”，然而這種智慧不是普通人類的智慧，而是指只有佛才具有的、無所不知、圓融無礙的大智慧，所以這個名詞只能音譯。

“波羅蜜多”，是梵文pāramitā的音譯，意為“到彼岸”，即到達涅盤解脫的彼岸的意思。

“金剛”，金中之精堅者也，百鍊不銷，能斷萬物，以此比喻以大智慧斷除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