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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團結，雖然軍事上處於劣勢，卻能打敗南侵的苻堅大軍。毛澤東顯然是用《晉書》史傳昭示當時領導層，“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這是毛澤東在“九一三”事件後力圖促進上層團結一致的一片苦心的表現。

鑑於“*”中在“左”的思想指導下曾打倒一批老幹部，毛澤東也從歷史中吸取某些教訓，並要求極“左”派正確對待“解放”出來的老幹部。1972年12月31日毛澤東佈置註釋《史記·項羽本紀》，一個重要意圖是：項羽之所以在楚漢戰爭中失敗，原因之一是他在戰爭中不斷地殺降，殺掉了人心。爭取敵人營壘中的人，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是取得勝利的重要保證。1973年2月7日佈置《三國志·魏書·張遼傳》、《三國志·魏書·張合傳》也反映了毛澤東這一意圖。張遼和張合都是曹操麾下有戰功的大將，但他們原來分別是呂布、袁紹手下的人，曹操對他們不咎既往，歡迎他們棄暗投明，加以重用，為成就大業找到了得力助手。毛澤東用這些史例昭示極“左”派：要爭取和團結曾經反對過自己的人，這樣才能取得勝利。1973年3月10日，*重新復出，被恢復國務院副總理職務，似乎可以理解為這種反思和告誡的實質性落實。

第二，以史為鑑，汲取經驗教訓

作為偉大的政治家，毛澤東研究歷史，帶有鮮明的毛澤東特色，那就是以政治家的目光去評點歷史，關注歷史上各個朝代的興衰成敗，關注歷史上的重大政治謀略，重視從政治得失的角度來評價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進而以史為鑑，吸取經驗教訓。

毛澤東對中國史書中所載的歷代賢主良臣所制定的政綱、政策和政舉十分關注，並從中悟出興亡之道，以鑑取治國之策。

唐朝是我國曆史上較為強盛的一個王朝。毛澤東喜歡讀唐朝歷史，他比較注意借鑑唐代一些君臣的施政綱領和工作方法。

《舊唐書·李百藥傳》中有關於唐太宗李世民的記述，毛澤東很感興趣。他不僅逐一加以圈點，還批註道：

李世民工作方法有四。①

李世民的四點工作方法是：

其一，退思進省，凝神動慮，恐妄勞中國，以事遠方；不藉萬古之英聲，以存一時茂實。

其二，心切憂勞，跡絕遊幸；每旦視朝，聽受無倦；智周於萬物，道濟於天下。

其三，罷朝之後，引進名臣，討論是非。

其四，才及日昃，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閒，高談典籍，雜以文詠，間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　。。

第三章　毛澤東智品古代史籍（24）

李世民的這四條工作方法用今天的語言表達可以概括為：生活節儉，體恤災民，愛惜國力，勤於政事。這說明毛澤東讀史，十分注意借鑑歷史人物的優秀品質和工作方法。

毛澤東讀《明史》留下的批註不是很多。他讀《明史》比較注意明代的政治問題。明仁宗和明宣宗時期是明朝的鼎盛時期。明仁宗和明宣宗在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創業的基礎上，比較清醒地看到了明朝前期政治的弊端，因而一改明初的嚴酷政治，在政治、經濟等方面實行寬緩的政策，以穩定內部關係，求得社會的安寧與自身統治的穩固，史稱“仁宣之治”。

不過，由於“仁宣之治”比較注重寬容，因而也就出現了“紀綱不振”的問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事情屢屢發生。宣德七年（1432年）三月，明宣宗下詔行寬恤之政。第二天，他鑑於當時的政風不嚴，因而對自己所下的詔令是否能得到落實存在疑問。

毛澤東讀到此處，深有感觸，在批註中寫道：

今猶存此弊。②

毛澤東所說的“此弊”，指的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問題。這個批註大約是20世紀50年代後期寫的。毛澤東對這個問題非常重視，併力求尋找一種解決的方法。1959年3月29日，他在一封黨內通訊中，曾批評中層幹部說：“上面的指示不合他們的胃口，他們即陽奉陰違，或者簡單置之不理”；“下情不能上達，上情不能下達，危險之至”，因此，需要經常開會，“上層基層，夾攻中層，中層幹部的錯誤觀點才能改正”。這說明毛澤東讀史注意借鑑古代政治經驗，以為現實服務。

中國歷史上的大軍事家都講究武德，不殺降。毛澤東對這方面的經驗也十分注意。他在讀史評史時，留下了不少這方面的批語，如“殺降不武”，“殺降不可，殺俘尤不可”等等。毛澤東一貫反對殺俘虜。毛澤東在指導中國革命戰爭的過程中，一條成功的經驗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