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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王振被明將樊忠殺死，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鄺野等大臣戰死。這就是著名的土木之變。英宗也開始了他一年的北狩生活。

英宗被俘後，也先也覺得非常難辦，是殺是留無法決定，好在也先的弟弟伯顏帖木兒認為英宗奇貨可居，勸也先留下英宗，他的提議得到了也先的認同，英宗也得以保全了性命。英宗被俘的最初一段時間，也先視為奇貨可居，總是帶著英宗到處招搖撞騙，但遭到了明朝邊將的回絕。

這樣，也先想靠英宗大撈一把的計劃失敗了，於是氣急敗壞的也先率領瓦剌精銳騎兵浩浩蕩蕩殺奔北京。緊接著，瓦剌大軍直逼北京。英宗被俘，也先，想以此要挾明廷。這一來，整個朝廷亂成了一鍋粥，京師群情洶洶，人心惶惶。以徐有貞為代表的一批人主張棄城逃跑，遷都南京以避敵人的兵鋒，而監國郕王和孫太后也毫無主見。這時一貫以正色立朝的兵部侍郎于謙大聲反對：“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太監金英也贊同于謙的意見，郕王就此提升于謙為兵部尚書，主持軍務，擔負起保衛北京的重任。

于謙是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字廷益，號節庵。永樂進士，曾隨宣宗平漢王朱高煦叛亂。出按江西時，卓有政績，百姓稱頌。正統十一年（1446），曾遭人陷害入獄論死，因百官百姓力請得免。土木之變時，為兵部右侍郎。

此前，于謙順應民意，建議對罪魁禍首王振及其親信馬順等人繩之以法，得到大家的一致支援，聲望大增。由於英宗所率50萬京師勁旅皆沒，北京只剩下不到10萬老弱病卒。于謙請求郕王檄取兩京、河南備操軍，山東及南京沿海備倭軍，江北及北京諸府運糧軍，亟赴京師。經過這樣一番部署後，人心稍安。

于謙主持軍務以後，調發軍旅井井有條，郕王被推立為皇帝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孫太后本來想立朱祁鎮的長子三歲的朱見深（就是後來的明憲宗）為皇帝，此辦法雖然符合封建宗

法觀念，但是，國難當前，當立長君，於是，孫太后被迫表態可以立郕王。郕王朱祁鈺是英宗的異母弟，時年22歲，年富力強。

擁立時，朱祁鈺照例裝出一副恐慌的模樣，推三阻四，最後，還是于謙一錘定音：“臣等誠憂國家，非為私計。”就這樣，郕王於九月六日即位，改元景泰，是為明代宗。于謙當時是非常主張“社稷為重，君次之”的，這也是他後來遭到明英宗嫉恨的主要原因。

應當說，朱祁鈺的來路比朱祁鎮明白多，但是，因為朱祁鎮的養母是孫皇后，所以，朱祁鈺最多隻能是個郕王。朱祁鈺本來是準備一生都去做一個安分守己的藩王，誰能想到，王振一手策劃的“御駕親政”導致的“土木之變”竟使他這位藩王一躍而為皇帝，而且一做就是八年，還因著他的年號景泰，中國的瓷器“景泰藍”就此揚名。

在於謙諸將的奮勇戰鬥下，北京安然無恙，也先沒有佔到便宜，同時皇帝也明發詔諭，不許私自與也先聯絡。這樣原本被視為奇貨的英宗就變成了空質，同時由於與明朝的戰爭不僅使也先損兵折將，而且使他失去了明朝的賞賜以及與明朝交易的機會。當時的瓦剌是一個遊牧部落，如果失去了明朝的生活必需品，部落民眾的生活將是非常艱苦的。

北京大敗之後，也先開始著手與明朝講和，並宣稱“迎使朝來，大駕西去”，要明朝接回已經被遙尊為太上皇的朱祁鎮。可是在這個問題上，景泰帝是很反感的，他的心思和南宋高宗趙構是一樣的，他根本就不想把兄長接回來。至於孫太后和英宗的錢皇后怎麼說，大臣怎麼講，他都不聽。把他逼急了，他就惡狠狠地說：“朕本不欲登大位，當時見推，實出卿等。”最後，還是于謙發的話：“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顧理當速奉迎耳。萬一彼果懷詐，我有辭矣。”景泰雖然糊塗程度不下乃兄，可有一點很好，他一生最信任的就是愛國將領于謙，舉凡於謙說什麼，他都答應。半夜的時候，于謙有急事奏報，景泰聽到鼓聲也立刻起來聽政，這回也不例外，他同意迎還英宗。不過，態度很冷淡。右都御史楊善等人請命出使，景帝所給敕書只是有關議和內容，不提迎復英宗之事，也不給金帛等賞賜的禮物。這也就此埋下奪門之變的種因。楊善變賣了自己的家產，買了許多奇珍異寶，並靠著他的巧舌如簧，硬是在沒有聖旨的情況下迎回了英宗，英宗皇帝終於結束了他一年的北狩，回到了北京。

但在迎接英宗回朝的禮儀上，景帝與大臣又產生了矛盾。景帝認為儀禮過重，應該從簡。大臣提出異議。最終還是英宗在幾封書信中稱自願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