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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裡。抱怨對他來說，就像食物和睡眠一樣必需。

然而，這並不會讓我停止甚至減弱對他的尊敬。如果說我有一個通曉幾乎所有事情的權威顧問的話，那個人肯定是爸爸。他的話對我來說就是最終決定（我應當附文寫明僅限於政治與科學領域。）＇劃掉一行＇。我把爸爸充滿鄙夷和諷刺的話語當作真理，因為真理越是尖銳我就越喜歡。爸爸其實很棒：他從一個樸素的農民成為一個受到全面教育、極其聰明和先進的人，一路走來並不容易，我覺得我們誰都比不上他。

雖然我們並沒覺得自己有多好，可是爸爸對我們的評價也太低了。他貶低所有的蘇聯青年。對他來說，我們姐妹三個在各個方面都笨得無可救藥，沒什麼長進，都很膚淺。我們是女流之輩這個事實更讓他堅定了態度，因為照他看來，所有的女人都是垃圾——這也不單單是他的想法，其他許多男人也是這麼想的。幸好我沒有兄弟：否則他和我們的待遇差別就更大了。

共產革命的目標是社會平等，也就意味著婦女該享有同等的權利。然而，沒有一個女人在政府擔任要職，通常，女人不掌權。理想的蘇維埃女性是紡織女工、農民或是工兵，她應當多生兒育女，忠於丈夫與國家，做事高效盡責，同時必須順從。性別歧視在20世紀30年代是視為社會正常的思維方式：尼娜父親對女性的看法在蘇聯被許多男性認同。

1934年1月1日

就前面一小會兒，我和伊琳娜出去談了談——畢竟，和她一起可以暢所欲言，她自己也說個沒完。我對她說的內容不是特別感興趣，邊散步邊聽她說著跟我一點兒關係也沒有的種種瑣事，感覺實在有點兒怪。或許她也不是特別開心，不過她還是興致很高地描述了自己的生活，她與兩個迷人的夥伴一起度過的時光，一個是比她大兩歲的漂亮女友，另一個則是她的追求者，一個和她同齡的希臘人。他們在一起度過的夜晚就是談談情，跳跳舞。

要不是她親口告訴我的話，我不會相信那就是13歲的伊琳娜所做的事。在這方面，她似乎比我成熟多了。從她身上，可以看出一個風趣、苗條而快樂的女孩的影子，她知道該對追求她的人說什麼話，而且她還會跳舞。最開始她總是說不喜歡跳舞，但很快就樂此不疲了。

女孩子就該是那樣！而不是像我這樣的醜八怪，腦子裡總想著所謂平等，堅持要被當作一個人來看待。是誰把這些愚蠢的想法塞進了我們的腦袋？為什麼男人掏錢幫我們買電車票或者請我們去看戲時我們會覺得很不好意思？真是可笑！我們現在真應該意識到，我們不過只是女人而已，別指望男人會對我們另眼相待，否則那才叫荒唐愚蠢呢。

我想如果有一天，伊琳娜的希臘愛人把她的外套遞給她，或是趕緊衝上前去幫她搭鞋釦，伊琳娜一定不會覺得驚奇，反倒是十分榮幸。她那樣也是對的。莉莉婭已經把電車上男士給女士讓座視為自然而然的事情，儘管我還是覺得很丟臉。一旦我意識到男人比我強百倍的時候，我就會拋下一切想與他們平起平坐的抱負，甚至還會感激他們給我們隨手丟來的微薄施捨。

簡而言之，我今後也不過就是個女流之輩，還要特別提防男人跟女人說話時臉上那種特別的譏笑和嘲諷，還有他們誇張的優雅與禮貌。今天，爸爸讓我覺得自己就是個微不足道的女人，他說：“你們這些丫頭怎麼能和男孩子比？他們都很了不起，你們只是丫頭片子。”我站在那裡，輕輕笑了一下，倒沒覺得生氣——他自然是對的：我們怎麼能和男孩子比？我想起了自己曾經的夢想與抱負，它們以後註定要流離失所。

1934年1月7日

一個人在家真是開心極了。我告訴自己：“只有兩個解決方案：一種是想辦法改變自己的生活，這不可能；另一種就是結束自己的生命，這也不可能。那就只剩一件事可做了。”我嘲笑自己毫無邏輯的結論：只能什麼也不改變，繼續生活下去，但那也不可能，不是嗎？有三個不可能，第三種最不可能。痛苦地發現自己竟然這麼無能。“我可以毒死自己，”我想，但不用以前想的方法，不再偷偷摸摸地，而是用完全合法的辦法。如果有人想開玩笑送我一瓶鴉片，我才不會拒絕呢，會很開心地喝掉。但……沒法做到不讓別人知道。這感覺怪怪的，讓我很害怕。媽媽知道會怎麼想呢？這會對其他人——特別是媽媽有什麼影響呢？

我越來越為自己的長相與性別痛苦不堪。我是個女的！還有比這更丟臉的事嗎？我是個賤人！但終究還是個人。吃晚飯時還要伺候爸爸和尼古拉，真是件痛苦和丟人的事。他們憑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