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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坐在那裡談笑風生，讓我不能好好吃飯，還要給他們遞勺送盤？就算我沒他們好，比他們低一等，那又怎麼樣？我還是個人，一個自由的人。我想要自由！

但是不，他們會阻止我，他們總會得逞；就算是現在，爸爸還在固執地把我變成那種卑微的奴隸。他很可能不願意讓我自問他親自教我的那個問題：“他們憑什麼這樣做？”我不會放棄的，是嗎？不，永遠不會。

1934年1月11日

剛才一直坐在廚房裡畫畫。房間裡除了我和小狗彼得卡就沒別人了。突然，有人敲門，不是我熟悉的敲門聲，而是非常堅定的那種。早已對敲門聲習以為常，我繼續畫畫沒去在意它，也不想開門。我知道一定是陌生人。要不是因為爸爸的尷尬處境，本來沒什麼好怕的。但現在他和我們住在一起，卻沒有通行證，就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門外很可能就是民兵部隊的人。十七屆黨代會召開之前，他們在到處搜查沒有通行證的人。他們有什麼可擔心的呢？沒有人知道……

門口的人又是按門鈴又是敲門折騰了好長時間。我把鉛筆和紙放到一邊，脫下鞋子，悄悄走到門廊那裡。就在這時，一個女人從隔壁公寓走出來，大聲說：“他們可能不在家。”

“那這隻狗在這裡幹嗎？”有個男的回答。他又敲了一會兒門。彼得卡爬到了大衣箱上，叫得很大聲，我就站在一旁，心跳得厲害。

彼得卡終於不叫了，我以為那個男的一定走遠了。但是25分鐘後，傳來一陣更急促的敲門聲。好像聽到有人敲了三下，但我不確定。狗又開始叫喚了，我站在那裡，一動不敢動，心裡想：“我得儘快離開這裡。但又不能逃走：爸爸隨時可能回來，我得幫他開門。但是，無論如何，只要等到4點鐘就行。4點以後我就帶著彼得卡溜去奶奶家。不知道這個男的還會不會再回來？”離4點還有半小時。真不知道怎麼打發時間。我害怕極了，沒辦法集中精力，什麼事都幹不了。我真恨他們！

從1933年的夏天開始，尼娜家就決定讓父親用一種特別的方式敲門，以便讓全家知道他來莫斯科非法探親了。

1934年1月17日

晚上10點到12點之間，我們正在喝茶的時候，尼古拉來了，告訴我們房管委員會決定在今晚搜查。“趕緊走吧，”他對爸爸說，“現在就得走。”爸爸的心情顯得特別平靜，可能與他的特殊處境有關。他慢條斯理地喝完了茶，還吃了幾小口麵包。但在他的一舉一動之間，仍能感覺到一絲匆忙與剋制住的焦慮。我忍不住想：得有多強的自控力與意志才能在這種時候保持冷靜啊。就連我都覺得好緊張，好像心臟跳快了幾下。

1934年1月31日

我究竟是怎麼了？就在三四個小時前，還心滿意足挺開心的，在學校裡嘰嘰喳喳，笑個不停。沒想到一下子，所有的事都顛倒過來了，無聊與痛苦的感覺又回來了。很想搞清楚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變化——想歸想，可就是沒法弄明白。直到28號，一切還安然無恙，那天我沒去上學，因為得去醫院——爸爸替我預約了眼科醫生斯特拉霍夫。奇怪的是：放假的時候，也就是學校還沒開學那一陣子，我對自己的眼睛心煩得要命，擔心休息這麼長時間以後，再回到學校我就會沒法忍受眼睛的畸形了。然而後來……突然就不是那麼回事兒了！我完全忘了眼睛這回事兒，甚至不想去看醫生，因為“那”已經不再困擾我了。

斯特拉霍夫醫生說我應當動手術，我聽了既不驚奇也不害怕，因為以前就想過手術的事，不過倒也沒覺得高興。一開始，想到要在醫院待上一段日子，我甚至還挺開心的，心情好極了：以前覺得不可能的夢已經變成現實了。

白日夢很甜蜜，因為它只是一個夢而已，我也漸漸習慣了做夢，但……一旦有機會將夢變為現實的時候，我卻害怕了，有種不應該這麼做的感覺。我想象自己的眼睛恢復了正常，我明白這並不會讓我開心，其實動不動手術都是一樣。那麼以前究竟是什麼讓我那麼心煩意亂？會不會是受了學校面試的影響呢？不，一點兒關係也沒有。

我感受到了現代生活的醜陋與一無是處，心裡覺得很沉重。眼看著社會的不公正，虛假與冷酷，感到自己無能為力。可話說回來，又能做些什麼呢？人是不是永遠得不到完全的自由呢？自由只是虛幻的吧？人類幾個世紀以來爭取自由的無盡鬥爭難道都是徒勞的嗎？

昨天，為了慶祝十七屆黨代會，一隻高空熱氣球在空中放飛。無視這樣的壞天氣，那三個冒失鬼就冒著生命危險，飛入了令人生畏的雲層，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