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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人的素質不同，決定了他們的行為也不同，同樣信仰減退，有的人叛降，有的人卻仍然死戰到底，即使同是屈服，有些人是“捨命救部眾”，有的是隻求保命，不求封賞，有的卻不惜調轉刀口，大殺昔日的同袍，雖然叛降終究都是可恥的，但後人看待他們時，心理上多少會有一些區別對待的。應該說，即使在朝政紊亂的最後期，大多數天國將士仍然出於種種信念和目的，面對洋槍洋炮和屠刀，血戰到最後，我書中的譚紹光、吳習玖、唐正財、許斌升，還有那些叫不全、叫不上名字的將士們，正是其中的典型。

但即使這些死戰到底的人物，我同樣寫了他們的缺點，比如譚紹光和吳習玖的地域狹隘觀念，吉四的死要面子——吉四這個人和那份不成體統的文書，至今保留在檔案裡——，唐正財和許斌升水戰經驗的落伍等等，陳坤書在這部書裡只出場一次，慷慨陳辭，誓死血戰，但實際上他也動搖過，只不過因為蘇州殺降，讓他一下領悟出投降一樣也活不成，橫豎是死，不如死得英雄些，否則，是戰是降，恐怕難說；即使書中一直加以褒揚、而且沒正式出場過一次的忠王，我仍借李鴻章和他幕僚的口，對他的奢侈腐化給予了一定諷刺（李鴻章的那些道白許多都是他的原話）。必須公證地指出，僅僅天王一方面的亂政，並不足以導致天國短短數年的由盛轉衰，土崩瓦解，上面那些將士，那些構成天國大廈的棟樑磚瓦的腐朽異化，也有其不可推卸的責任，歷史就是如此殘酷，有時候，個別人一個小小毛病不適當場合、不適當時機地爆發，就足以摧毀某個決定性的環節，造成不可估量的惡果。史載譚紹光在被殺前幾分鐘，還當著那八個即將叛變的人大談廣西人的忠貞，大罵三江兩湖的忘恩負義，時人筆記中記載他被殺後一連幾天，叛將們的部屬高喊“三江兩湖弟兄速來殺盡廣西佬”，在城中肆意燒殺擄劫，他這種不必要，不講策略，不分時機場合的意氣、地域之爭，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本已一觸即發的矛盾，並讓原本已經很混亂危險的局面最終陷於不可收拾。

書中出現了一些洋人的形象，有些朋友質疑我美化了他們，其實並非如此，這部書裡的戈登看似風度翩翩，慷慨激昂，其實相當陰險叵測。起先他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慫恿雷納德勸降，實則是希望減少自己的傷亡而坐收其功，後來他明明看出郜永寬與會凶多吉少，卻出於私心仍然暗示他們應該赴會，八人被殺後表面憤怒莫名，帶隊開拔離去，看似示威，實則藉機遠離是非，同時積極和本國官方聯絡，試圖利用這個機會擴大本國在華利益，同時坐收各人的名譽和實惠，而且，本文透過李鴻章和程學啟的對話，揭示出他們的擄掠搶劫，並不亞於淮軍，蘇州之所以沒動手，不過是降兵降將們的賄賂已經把他們的私囊裝滿罷了；

同樣，清方那幾個殺降主角中，程學啟的動機，一是自己也是降將，不欲別人功倨己上而失寵，二是希望借殺降滿足自己和部下劫掠的貪慾，對於李鴻章來說，擔心的主要是四王四天將擁眾自保對自己的威脅，但作為巡撫和統率，他卻不能自己跳出來殺降，所以在書中他看似處處含糊其詞，實則步步留了心眼，沒有他的暗中調動，程學啟殺降是很難做得這樣利索的。整個清方和洋人陣營裡，真正矇在鼓裡的傻瓜，在這部書裡，不過只有鄭國魁和雷納德兩個人而已。

對於八個本想苟活而最終“辱死”的人，他們的投降正如程學啟所言，是在天國敗局已定，蘇州失陷只是時間問題的背景下投降的，對於清方，他們已經失去了利用的價值，偏偏他們還自作聰明地擁眾自保，其最終被殺，可以說是罪有應得，更可說是咎由自取，可憐、可恨亦復可悲。

此書中涉及到一個有趣的話題，就是洋槍洋炮、土槍土炮和冷兵器雜用的戰爭場面，歷史上，太平軍一直比清人更重視西洋武器，這和他們處於劣勢，渴望藉助某種事務扭轉局面有關，也和他們較少受傳統思想束縛不無關係；書中唐正財臨終的遺囑，慕王對野戰炮的

珍視，眾人對飛而復來號輪船的仰望，都反映了這一點，不過我仍然透過比王康王的對話（輪船走了無妨，忠王不能走），表明了相對於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