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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恐怕是最有才華，同時最有傳奇革命經歷的人了。他的天才光輝照耀著歷史、文學、戲劇、考古等多種領域。同時，他又是中國近代革命史上幾乎所有重大事件的親歷者。1924年，這位在五四新文學運動中名揚天下的浪漫詩人，在五四運動退潮後回到他留學的日本。為了養活五口之家，他在一日權當桌子的舊皮箱上，翻譯出日本經濟學家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沒想到是這本書使他變成了“一個徹底的馬克思主義信徒”，而在此之前，他“只是茫然地對於個人資本主義懷著憎恨，對於社會革命懷著信心……”果然，郭沫若的革命激情從此一發不可收拾。他受毛澤東之邀，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授課。不久，他參加了北伐戰爭。在武昌城下，他竟然冒著槍林彈雨和北伐戰士一起衝鋒。“四一二”蔣介石叛變革命前夕，他將生死置之度外，寫了討蔣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文辭激烈，在國內外產生巨大影響。後來，他又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並在部隊轉戰途中經周恩來等人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起義失敗後郭沫若攜全家到日本。這期間，他在中國古代歷史和古文字研究方面取得世人矚目的成果，成為舉世聞名的學者。抗日戰爭時期，郭沫若回到上海，以無黨派人士的身份在國民政府任文化第三廳廳長。這期間，他在從事救亡文化運動的同時，創作了大批歷史劇，寫出了一批影響深遠的歷史學、考古學論文。因家民族的危亡時刻，往往是郭沫若才思奔湧、學術成果最燦爛的時期。他似乎特別善於在學術研究中貫注革命激情和他的人文理想。或者換個說法：郭沫若的那個浪漫、叛逆的靈魂，和變革社會的強烈願望，是他火山噴發般創造力的源泉。新中國成立後，作為繼魯迅之後最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旗手，郭沫若擔任了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文聯主席、人大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等許多重要職務。

但是，郭沫若和他的家人卻使我感到過迷惑。大人們朦朦朧朧的言談中，總使我感到異樣。比如他在1928年到日本去的事情，雖然正式的說法是由周恩來安排的，但是有人並不完全那麼認為，他們說那實際上是脫黨，是在革命最艱苦的時候對革命失去信心的表現。

大約是1960年，在中南海懷仁堂上演一部新編歷史劇。這是郭老寫的一部為曹操翻案的戲，由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上演。以後，郭老又寫了《武則天》，為女皇帝武則天翻案。說實話，我那時不到十歲，根本無法很好理解劇情，更不要說理解對歷史人物如此複雜的評價了。散戲之後，大家正在退場，一位將軍對他旁邊的人半開玩笑地大聲說：“曹操如果像郭老寫的這樣好，我就介紹他入黨。”當時康生也在場，我看到包括他在內的許多人都笑了。毫無疑問，當時那位將軍和他周圍的人都是非常“自己人”的，康生是非常權威的革命理論家。我不記得郭沫若先生當時是否在場，但這種玩笑中包含的輕佻和不以為然，以及周圍人對這種玩笑心領神會的響應，卻留在我的印象裡，對我的判斷力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說來難以置信，我們這些小孩子竟然也會勢利地在這種玩笑中辨別出一個人在黨內的地位是否重要。

假期我們會有跟隨爸媽和其他長輩去外地度假的機會，一些名山大川，或者剛剛建好的水庫、電站，都會有郭老龍飛風舞的題字。大人們有時會用一種調侃的口氣說：“又是郭老的。”

郭家的二兒子郭世英是小青哥哥踢足球的朋友，有一次，小青哥哥回來忽然振振有辭地背起詩：“從長沙到湘潭，坐汽車三小時半，真方便……”說這是郭老的新詩，隨即又搖頭晃腦地說：“郭老，郭老，詩多好的少。”

爸爸喝住他：“不許胡說！”

小青哥哥委屈地辯解；“不是我說，是郭老二說的。”

後來聽說，這句話是郭老自己說的，但是爸爸堅持不許我們這樣議論一個德高望重的長輩，說我們乳臭未乾，說我們才是：“真正的不通，不通。”

對於郭老的字、詩，對於這位大文豪所有蓋世的成就，我們其實連基本的瞭解都沒有。我們之所以這般放肆狂妄，是受了當時共產黨記憶體在著的對知識分子輕視和不信任風氣的影響吧。

但是我們不知道，與此同時，在許多知識分子眼裡，郭沫若早已失去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只是個“黨喇叭”。建國初期，他在關於武訓傳和紅樓夢研究的討論中，大寫檢討。很多人認為這除了要過關，沒有任何道理。1957年反右鬥爭中，他先是號召中國科學院的科學家們積極參加共產黨的整風，要人家四面八方來拆牆。隨後又投入反擊右派，以《撥開雲霧見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