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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繼《十六條》鼓勵紅衛兵不要“文質彬彬”、不要“溫良恭儉讓”之後，（1966年）8月23日發表的《人民日報》社論《好得很》再度為學生“千鈞棒”歡呼。隨後，紅衛兵的暴烈行動驟然升級，在全國範圍內以暴力衝擊寺院，搗毀文物，焚燒書畫、戲服，勒令民主黨派解散，通令宗教人士還俗。揪鬥、批判、抄家、遊街示眾等“紅色恐怖”籠罩中國大地。據不完全統計，在北京以及郊區，紅衛兵自8月27日至9月1日殺“四類分子”（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及家屬325人。在北京市內，自8月下旬到9月中旬，紅衛兵打死170多人，抄家3。36萬戶，揪鬥四類分子8。5萬多人。

——參見《20世紀中國全紀錄》，北嶽文藝出版社1995年1月第2版889頁。

12。哥哥姐姐們的故事

那棵能給你辨別善惡力量的樹，就栽在園的中央，挨在那生命樹的旁邊，作為你的順從和忠信的標誌，要記住我所給你的警告，不要去嘗味它，……哪一天你嘗味了它，哪一天你就活不了。必須死……

——《失樂園》290頁

他們年齡較大，經歷坎坷，在我們中間是率先走入生活和社會的，所以我們中最初的人生故事便來自他們。

劉愛琴是劉少奇的大女兒，她的母親是被國民黨殺害的烈士何寶珍。愛琴小時候當過童養媳，後來被黨組織用幾塊大洋贖回來，送到莫斯科近郊的莫尼諾國際兒童院。在異國他鄉，她迎來了自己的青年時代和第一次愛情。她和一位西班牙青年費爾南多結了婚，這個青年是西班牙共產黨領袖，綽號“熱情之花”的伊巴露麗的外甥。愛琴萬萬沒有想到，當她回到解放的祖國，準備為祖國效力，更與家人共享天倫之樂的時候，父親劉少奇卻認為她的婚姻是不妥當的。費爾南多雖然也是革命者的後代，但他來自一個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度。這個人當他的女婿，進入他的家庭生活，尤其是住在中南海里都是不妥當的。劉少奇要求女兒一切要以黨和國家的利益為重，實際上就是不能再和她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在父親和父親所擁有的理想面前愛琴屈服了，這對青年夫婦就這樣被活活拆散。愛琴對丈夫的唯一紀念是把他們共同的兒子起名叫索索，這是她丈夫姓中的一個字。我相信在這件事情裡，父女兩人都經歷了十分痛苦的情感過程，但是這種有悖常理的事情在當時一切以黨和國家利益為重的邏輯中，卻是合情合理的。

後來，李富春的大女兒特特姐姐以及愛琴的弟弟劉允若等人又遇到了大致相同的問題。他們都愛上了和自己國籍不同的人。儘管他（她）們或者是革命者的後代，或者是來自社會主義制度國家的蘇聯人，但是這種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國籍的婚姻在中國共產黨高階幹部的家庭裡是沒有希望成功的。所不同的是，這兩個人不像愛琴那樣順從，他們為了自己的愛情和幸福與父母發生了激烈衝突。所以，在一段時間裡，他們在這個圈子裡是受到普遍批評的人。我們都覺得他們實在不應該把個人的利益，更何況這利益其實只是愛情，凌駕於革命之上。大人們教育我們說，這是由於他們受到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影響，自身不夠革命化的緣故。特特姐姐由於堅持和自己的愛人保持關係，她媽媽蔡暢①和父親李富春宣佈和她斷絕親子關係，儘管這實際上沒有意義，因為這種客觀存在的關係在法律上無法解除，事實上也無法斷絕。這只是表示我們嚴厲的父輩對他們不聽話的子女一種決絕的懲罰。特特姐姐好長時間不能和父母聯絡，不能再住在中南海的家裡。

我家大姐姐峪田曾是大家公認的漂亮姑娘。大學三年級那一年，她在公園裡碰上了正在獨自散步的劉允若，劉的小名叫毛毛。峪田姐知道毛毛愛上一位蘇聯姑娘的事，他那時因此在朋友們當中很抬不起頭。毛毛拿著一本俄文小說，滿臉都是生活在夢幻裡的表情，他對峪田說：“我們一起散步好嗎？”多半出於對毛毛既往不革命化的名聲和現在不革命化的現狀的雙重厭惡，小半出於少女的高傲，峪田姐像躲瘟疫一樣躲開，留毛毛一人更加失魂落魄地站在那裡。這件事，峪田姐到現在想起來還很後悔，因為她的年輕幼稚對一個同樣年輕幼稚的心靈造成的傷害再也不能補救了：對生活始終充滿美好幻想的毛毛，“文革”中受到父親的牽連，遭受了更殘酷的迫害，在監獄中悲慘地死去了。

在中國的近代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