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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切。但是有一次我無意中看到她洗腳，她把畸形的纏過的小腳突然露出來的時候我大驚失色。雖然這和她是不是地主沒有點關係，但她的親切形象一下被全部破壞。我從此決定絕不再和她單獨相處。

姥爺姥姥一開始和我們同住一個院子，他們住的兩間平房在前院，和我們住的後院隔著一排樹和一道牆。雖然一想到他們是地主，我心裡就有點彆扭，但我從爸媽對兩位老人的態度上學會了起碼尊重他們。總的來說，兩個老人十分安分守己，沒有特殊的事情從不到我們的樓裡來。他們似乎既不特別希望對我們表示慈愛，更不敢期望兒孫們早晚侍奉。當時我有一位表妹，也就是我小姨的女兒放在姥姥這裡撫養，因為她，我有時到姥姥姥爺的房子裡玩。我的印象裡，兩位老人都不多話，也不嚴厲，我們玩，他們在一邊靜靜地看，從不指導或者干涉我們什麼。

但是這種脆弱的關係卻隨時可能受到破壞。

那時在小學生中間，流行用一種塑膠的文具尺，我們叫它化學尺子，比木頭尺子又輕又漂亮。我很想要，但又不敢和媽媽說。因為這種要求通常是不被批准的。姥姥不知怎樣知道了，就對我說：“不點兒，你和我上街，姥姥給你買。”我一高興，忘記了自己不和姥姥獨處的原則，歡天喜地地跟了姥姥去。買了尺子，姥姥說：“累了，咱們坐三輪車回去。”姥姥叫了車，蹬車的漢子把我放在她的膝蓋上，姥姥說：“乖，別動啊。”我坐在姥姥膝蓋上，覺得心情都好得不得了。姥姥也高興。胖胖的她笑起來，身上顫顫的。

離家不遠時忽然出了事。我沒有搞清楚事情是怎麼發生的，只覺得二輪車大概是要避讓什麼東西，忽然在原地打了一個旋，車頭高高翹起來，我和姥姥則被仰面朝天困在車座上。我身子輕，一翻身跳起來，姥姥體重太沉，越急越起不來。蹬車的漢子忙不迭地去扶她，看到姥姥狼狽的樣子，臉上不知不覺地帶出了一點竊笑。姥姥一下子惱了，衝那漢子大喊起來，威脅著不給他車錢，還說是摔壞了孩子決不與他善罷甘休。這下那漢子慌了，臉色蒼白，哆哆嗦嗦說不出話來，幾乎要給姥姥跪下。姥姥越發不依不饒，還讓那漢子賠我摔壞的尺子和她剛買的蘋果和柿子。看到姥姥越來越兇狠的樣子，還讓人家賠我並沒有摔壞的尺子和她未必不能吃了的水果，我的心裡忽然浮上“地主婆”三個字，而且覺得眼前的這一個，實在是符合兇狠、貪婪等所有標準的，如假包換的一個。

我大喊：“我沒摔壞，尺子也沒壞……”一邊喊，一邊莫名其妙哭起來，然後拔腿就跑。姥姥愣了，不知道我發生了什麼事，只好拐著小腳來追我。我們跑到家，姥姥拉著我，一個勁兒地問：“好乖，嚇著沒？嚇著沒？”我故意沉著臉不理她，使她驚悸不安。好幾日，姥姥見了我就一臉的愧疚。

我並不關心這次姥姥是否受了傷，也不知道給沒給車錢，我只是又下了一個決心，再不和姥姥上街買東西。

終於，姥姥姥爺不得不搬出了我們家的院子。這是因為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姥爺信耶穌教，是一個耶穌教徒。他到北京以後，仍然參加耶穌教堂舉辦的宗教活動。有一次，他參加的活動被公安部門監控。活動結束後，一個公安人員跟蹤姥爺。他看到姥爺堂而皇之地進了公安部長的家，不禁大吃一驚，一時真不知道怎麼辦好。後來媽媽知道了這事，覺得住在一起還是太不方便，就託人在我家附近又找了一個小院子，把兩位老人安頓下來。這以後，他們就很少到我們家裡來，過年過節，媽媽也是上門去看他們。我的印象裡，媽媽沒有帶我們去過。

“文革”開始，爸媽都被作為走資派打倒了。紅衛兵興起的“破四舊”運動在1966年8月及以後的日子達到了高潮。秋天原本是北京最美好的季節，但1966年北京的秋天卻到處是刺鼻的血腥。所謂的“破四舊”運動實際上是一場無法無天的打、砸、搶運動。許多人在這場紅色恐怖中受到駭人聽聞的迫害①。

有一天，一群紅衛兵衝進了我們家，他們不知怎麼知道姥姥姥爺的住處。姥爺那時在頤和園園林管理處工作，那天不在家，紅衛兵只抓到了姥姥，並把她帶到我們家。那天，中央警衛局的人事先聽說了紅衛兵要到我們家裡去，提前把媽媽轉移走了。紅衛兵找不到媽媽，就把姥姥推在地上，當著我們的面拷打她，問她我媽媽在哪裡。用呼呼作響的皮鞭趕著她在地上爬，一邊強迫她叫：“郝治平，你在哪裡？你出來吧，……”打了一陣，沒有結果就推推搡搡地帶走了她。從頭到尾，我默默地注視這一切，一點也沒想到在這樣一個老人受到殘酷虐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