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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仍然先欠身說了“你好”，然後再問：“老人家怎樣不舒服？”

這老婦人幾年來發燒消瘦，就是查不出病因，這次是北京的兒子接來看病的。張教授在檢查中要病人把襪子脫下來，病人不肯，說是腳髒，還有“很重的溼氣，看不得的”。

張主任則和顏悅色地說：“沒關係，沒關係，我一定得看一看。”那口氣好像是在請這母子為自己做一件天大的好事。

兒子幫母親脫下襪子，果然腳很髒，有很多地方潰爛了，散發出一股臭氣。張教授把病人的腳拿到離眼睛很近的地方詳細觀察，還用手在上面按來按去，他對身邊的醫生說：“看，病人的腳上雖然有溼氣，就是我們平常說的腳氣，但不完全是。這些糜爛的地方也不一定只是腳氣感染……”這時候我有點激動起來，因為我猜到什麼不平常的事情快要發生了，但由於我是陪病房的病人去的，不能多待。事後我聽說，這個病人的診斷確實是從腳上找到的線索，是一種不多見的寄生蟲病。我曾把我當天看到的張主任看門診的情況告訴邵大夫，說我真沒想到他甚至對每個進門的病人問好。邵大夫只淡淡地說：“張主任這樣子，已經數十年如一日。”

急診觀察室的工作龐雜繁重。我們這些來自不同地方的進修醫生，為了多接觸病例，多積累經驗，儘量爭取多做工作。我記得那時病房裡沒有實習醫生，所以我們這些進修醫生不僅要幹實習醫生的活兒，有時，護士的活兒我們也幹。收病人，寫病歷，治療，值班，來來回回跑腿，取化驗單，送標本，一天忙下來不知道東南西北。有一次我連著上了半個月的夜班，倒成白班的那一天，我才發現春天已經來了，在兩個星期裡北京城已經全都綠了。這時我想起臨床工作中的辛苦和壓力，不禁有些悶悶不樂。

這種壞心情和前幾天夜裡，樓上病房發生了病人自殺的事情有關。那是個挺年輕的男性白血病患者，不知是因為治療無望還是病人自己覺得太痛苦，反正他在半夜從病房的窗戶裡跳出來，墜落在離我們急診觀察室不遠的地方。病人當時就死了。值班的醫生和護士都受到了嚴厲的批評。我聽說那個年輕護士也是來進修的，出了這個事，大病一場，以後連護士都不做了。應該說，在來到協和醫院以前，我雖然知道當醫生是一種崇高職業，是和人的生命打交道的。卻從沒有體會過臨床工作中如此沉重的壓力，也不知道醫生護士肩上有這麼複雜嚴肅的責任。我沒法想象這種事情如果發生在我值班的時候我會怎麼辦。那幾天，我特別緊張，晚上我病房裡有病人出來上廁所，我都豎起耳朵聽動靜，那個自殺的白血病人的影子總在我眼前晃。

日子雖然不好過，但還是過下去。因為邵大夫總給我們所有在急診觀察室工作的人帶來信心。他並不特別明確地要求我們做什麼事情，但只要他在場，我們每個人都知道自己該做什麼和怎樣做。他的方式總是理智和冷靜的。觀察室裡有一個多次發生心肌梗死，心臟功能已經非常差的中年病人，他是一位科學家，手裡有很重要的工作。單位和家庭為了保護病人的情緒穩定，都向他隱瞞了一部分病情。但在出現越來越嚴重的心力衰竭以後，病人自己忽然意識到會有什麼事情發生。他私下裡問邵大夫他還有多少時間，他要把手裡的工作交出去才行。邵大夫考慮一下，就如實向病人說了。這使得病人在最後的日子裡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心願。病人彌留之際，對邵大夫一再表示感謝。我們幾個人事後帶著一點敬佩的口吻議論這件事，說邵大夫對疾病過程瞭解得那麼透徹，幾乎一日不差地預見了病人的死期。這話讓邵大夫聽到了，他心情略顯沉重地說：“醫生能說出病人什麼時候死算什麼本事。……這個人死得太可惜。”還有一次，我們隨邵大夫在病房裡檢查病人，在給一個女病人聽診的時候，一位進修醫生動作笨拙，女病人很不自在，但又不敢說什麼。邵大夫把那個醫生拉到一邊，換上我，並且決定這個病人以後由我負責。我以為事情就這樣過去了。第二天，邵大夫在晨會上問我們：“聽診時應該注意什麼？”我們七嘴八舌說了不少，最後，邵大夫說：“還有一條叫做‘尊重病人’，尤其對年輕女性，這一點非常重要。你們為什麼都沒有說？說明你們腦子裡沒有！”我說過了，由於對我出生的這所醫院抱有毫無保留的好感，不管別人是否能夠接受這種嚴厲的耳提面命，我對邵大夫的類似說教甚至到了一日不聽一日不爽的程度。這以後，我自認為我的檢查動作不僅規範而且優雅，因為我的耳邊總迴響著邵大夫的“尊重病人”的諄諄教導。

這一天，我又在這樣優雅地檢查著我的病人。這是一個患先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