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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豐富不豐富，甚至風度儀表好不好，都屬我們密切關注的內容。最後由內科主任綜合討論的結果，作總結髮言。在這個總結髮言中，他要明確表示自己的見解，提出今後進一步治療和檢查的意見。有些當時弄不清的問題，以後透過觀察、手術或者病人死亡以後的屍體解剖弄清楚的，還會在以後的大查房中繼續報告給大家。這種學術活動由於學術水平高，又完全針對臨床工作中的實際問題，所以深受所有臨床人員的歡迎。說是內科大查房，但全院各科室的人都會來，有時還有外院的醫生參加。誰在這個協和醫院大查房中有了精彩的表現，比如清晰完整地報告了病例，提出了非常出色的問題或者診療意見，甚至畫了一張鮮豔美麗，又達意傳神的圖表，都會成為人們眼中的明星，甚至可能成為北京醫療界當時的話題。我記得自己做過一個夢，夢見我作為一個下級醫生在協和醫院內科大查房的時候向所有到場的人做了一個精彩的病例報告。醒來已經知道是夢，可還一整天的，像喝了蜜似的高興。

後來，我讀過一篇鄧家棟先生撰寫的文章《內科大巡診雜議》①。鄧先生是我國著名血液病學家，30年代畢業於協和醫學院。令我非常吃驚的是，他所描寫的30年代他在協和醫院當實習醫生時內科大查房的情況，在漫長的50年的時間裡竟基本沒有走樣。他寫的細節和我經歷的大致相同。據說，協和醫院的內科大查房在歷史上只中斷過兩次，一次是日本人佔領北平，強令協和醫院關門的時候。另一次是“文革”期間。

我在協和醫院進修，正是“文革”結束不久，內科大查房制度說是恢復了，但一有重要的政治活動，比如全院開大會傳達什麼檔案的時候，就會把內科的大查房沖掉。這次張孝騫主任痛哭流涕就是因為又一次精心準備的內科大查房被領導通知取消了。

按說對於這種事，就算找不到幽默感，也早應該習以為常了。這是80年代所有科研機構裡共同的景象。許多以頑固著稱的知識分子都接受了這種現實。事實證明張孝騫卻不能。

張孝騫是湖南人，1921年他畢業於湖南湘雅醫學院。他是這個當時全國首屈一指醫學院中最棒的一個學生。他創下了這個學校入學考試、畢業論文和答辯三個第一名的唯一的紀錄。抗日戰爭結束後，他來到協和醫院任職。當我進入這所全國最高醫府的時候，張孝騫這個名字僅用德高望重來形容是不夠的，它似乎代表了職業醫生最高境界。在我們眼裡高大得了不得的醫療專家一提到這個名字，臉上都會有一種肅然起敬的神情。

張孝騫有一顆巨大的頭顱，和一張農民的臉。如果不是長期學術工作使他的表情帶有濃濃的書卷氣，你會以為他根本來自湖南鄉下。我們聽說，張主任解決臨床上的疑難問題有非常特殊的本領，他不僅能從理論和經驗的意義上做到點水不漏，對一些絕無僅有的病例他甚至能從病人的生活方式或者心理活動中找到診斷的線索，使他的臨床診斷水平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這種故事在臨床醫生們中流傳，在許多人眼裡，他是一個傳奇人物。我在協和醫院期間，最流行的也是被所有上級醫生當做典範講給下級醫生聽的兩個病例是：有一個被其他醫生確診為結核性腦膜炎的病人，各種臨床症狀和檢驗指標都符合診斷。張主任在徒手檢查這個病人的時候發現他頸部有一個淋巴結稍大。憑著豐富的臨床經驗，從這個線索出發，他很快查明這個病人是得了一種叫做傳染性單核細胞增多症的病。這種病往往自然好轉。在停止一切治療之後，病人很快恢復了健康。還有一個持續高血壓而不明原因的病人。張主任又是憑著徒手檢查的硬功夫，發現病人耳道里有一個小結節。從這個不起眼的小結節人手，他判定病人得的是一種叫化學感受器瘤的病。這個病非常罕見，全世界只有少數報道。很多年資不低的醫生，甚至不知道有這樣一種病。張主任不僅做出了這個診斷，還說出這種病例刊載的刊物名稱、期號和這本刊物放在協和醫院圖書館哪一個書架上的什麼位置。

有一天，我在張主任每週一次的門診時間，陪一個病房的病人去找他。那時還沒有專家門診，張主任的掛號費和普通醫生一樣。在等待的時間裡，我非常希望有傳奇故事發生，但我見到的卻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景象。張主任看的病人都是一些感冒發燒，但他卻認真得無以復加。對於每一個走進來的病人，張主任竟然都要先欠身問好，然後詳細問診。視觸叩聽一樣也不馬虎。這個聞名全國的醫學專家竟然對日常門診工作如此一絲不苟，實在讓我有些意外。後來，進來一個外地病人，是一位衣衫近乎襤褸的鄉下老婦人，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