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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斯盧茨基的文章提出“堅決抗議”。因此這篇文章談及列寧和布林什維克黨在一次世界大戰前，對考茨基中派主義的危險有著某種程度的估計不足。在斯大林看來，即使是學者從學術研究角度談論黨和領袖的某些失誤，也是絕對不允許的，是嚴重的政治問題。這家雜誌立即被改組，勒令停刊一年，進行整頓。文章作者斯盧茨基被開除黨籍和公職，與作者有關的學者，也紛紛遭解職。此後，黨的歷史和領袖人物的研究，成為學者的禁區。1938年出版的由斯大林欽定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成為唯一的、正式的“黨史指南”，被尊為“馬列主義領域中基本知識的百科全書”和“提高政治警惕性的工具”。學者們只能照章行文，“不準任何隨意的解釋”，也就是說不僅不許研究，連講解權利也被取消了，歷史學家的工作變成“簡明教程”的“廣播員”和“抄寫員”。

近幾十年來，蘇聯和其他國家的歷史學家們多次指出《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存在的問題：歪曲歷史事實，美化和神化斯大林；顛倒黑白，醜化和鬼化某些與斯大林意見不一致的人；把黨的歷史編造為僅僅是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併為這一模式開了先河；在歷史著作中直接寫哲學講義，把歷史科學變成為現實政治服務的政治宣傳；開創與歷史科學完全不相容的惡劣作風，在嚴肅的歷史著作中，羅列一大堆空洞的政治帽子和漫罵話語，代替認真的歷史的分析。如“托洛茨基布哈林惡棍”、“殺人犯和間諜匪幫”、“白匪的小爬蟲”、“無用的垃圾”、“法西斯走狗”、“人類的敗類”等等。

斯大林的“全線進攻”並沒有僅僅停留在社會科學領域和搞社會科學研究的知識分子身上，還進一步擴充套件到自然科學領域和自然科學家，親自充當自然科學中許多爭論的裁判員。如在農業生物學方面，宣傳李森科學派是絕對正確的，不允許對它有任何批評性意見，持不同意見的生物學家被稱為唯心主義者和帝國主義的奴僕，為了加強斯大林意見的權威性，把斯大林也渲染成生物專家，親自組織了柑橘栽植工作。醫學科學中只承認巴甫洛夫學說，其它不同的學派所研究的進化生理學、細胞生理學、分泌器官生理學、優生學、兒童學、應用心理學、個體生態學等，均被禁止活動。俄國理論遺傳學學派的創始人謝·謝·切特維里科夫，被流放到西伯利亞26年之久。後來，連蘇聯科學院也被宣佈為“反蘇維埃政權反革命活動的中心”。

到30年代末，“95％的人文社會科學團體，92·9％的文藝創作團體，69％的普通文化教育團體，48％的自然科學和技術學會，都停止了活動，而官方建立的社會文化和學術團體也大多走上了統一化、行政化和國家化的道路”86。科學院的一些部門，如哲學部掛起“哲學鬥爭部”，經濟學部掛起“經濟學鬥爭部”的牌子，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領域成為火藥味十足的階級鬥爭陣地。在這種形勢下，許多科學家“學會堅定不移地服從”，“他們怕自己被排除在這個洪流之外，他們怕自己被宣佈為人民的敵人，怕自己被人民唾棄”87，一位學者說：“那時人們已不再習慣於獨立思考（有一個人為大家思考就夠了）”88。學者們的創造精神被扼殺了，各種學科理論逐漸僵化，一度形成科學的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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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文化模式”的三個特點（1）

在斯大林的領導下，蘇聯文化模式逐漸形成，它具有以下特點：

第一，　以“階級鬥爭”的觀點看待一切文化現象。

斯大林把一切文化問題皆政治化，都和現實的階級鬥爭與黨內鬥爭聯絡起來，他說：“可以而且應當聯絡起來，因為任何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傾向，即使是最抽象理論問題上的背離，在階級鬥爭日益尖銳的情況下都具有政治意義”89。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不僅把複雜的文化現象簡單化地分為無產階級文化和資產階級文化，並把兩種文化的關係說成是你死我活的關係，把自然科學也分為無產階級自然科學和資產階級自然科學，如蘇聯出版的一本《農業生物學論戰史概述》書中，就把生物學分為“無產階級生物學和資產階級生物學”，後者被稱為：“唯心主義者和帝國主義的奴僕”90。有一個時期，蘇聯學術界甚至盛行“兩種文化”產生“兩種語言”的理論，把語言也分為“資產階級語言”和“無產階級語言”，以至斯大林本人不得不出面加以制止。然而把一切文化問題政治化的總的指導思想不僅沒有改變，隨著“越接近社會主義，階級鬥爭越尖銳”理論的出現，更加走向極端。這正是把一切學術上出現的不同意見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