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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用於我們的新的蘇維埃的知識分子了。對於新的知識分子必須採用新的理論，即指出必須對他們採取友好態度，關懷態度，尊重他們，同他們合作，以便為工人階級和農民謀福利的理論”81。然而，斯大林時代的歷史實踐表明，知識分子遭受的打擊與迫害，卻愈演愈烈，幾乎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究其原因，人們往往過多的歸罪於斯大林個人的品格與行為，我認為是不夠的。深入總結歷史教訓，應當對“蘇聯文化模式”以及勾畫這一文化模式的若干思想理論，作進一步的探討。

讓我們先看一看，斯大林是怎樣一步步建立起“蘇聯文化模式”的，以及這個文化模式究竟包含那些內容。列寧去世以後，斯大林和布哈林成為聯共（布）的主要領袖人物。斯大林任黨的總書記，布哈林是黨的理論家，被譽為“理論上的大力神”，其經濟理論在社會各界有著廣泛的影響力。他們兩個人在實際工作中逐漸產生分歧，主要涉及：（一）布哈林主張繼續實行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他有一句名言：“應當對全體農民，對農民的所有階層說：發財吧！積累吧！發展自己的經濟吧”，“要透過市場關係走向社會主義”；反映在文藝上，不贊成實行“文藝領域中黨的專政”，主張文藝應該有“各色各樣的流派”。斯大林指責布哈林的意見是“腐朽的自由主義”、是“階級鬥爭熄滅論”，主張對資本主義實行全面的進攻。（二）布哈林反對進一步剝奪農民，他有一句名言：“同農民處於戰爭狀態的無產階級專政……無論如何不可能是強大的”82，斯大林則“對富農實行進攻”，強制搞更高階的集體農莊和國營大農場，實際上是進一步剝奪農民，企圖透過剝奪農民積聚資金的辦法來加速實現國家工業化。（三）1928年3月10日，頓巴斯工業聯合企業的沙赫特礦發現一起技術專家和外國有關連的“反革命陰謀案件”（後來證明是一般的工作失誤），有五十五人被指控犯有破壞和叛國罪。布哈林認為這是一起孤立的事件，斯大林則認為是階級鬥爭尖銳化的明證，主張把戰鬥進行到底。

斯大林與布哈林的分歧，屬於對新經濟政策的不同態度，對發展經濟的不同主張，以及對個別事件的不同看法，本來可以透過討論、爭論，乃至各種會議解決。斯大林卻把持不同意見的人統統視為敵人，最終給布哈林加上“進行間諜活動和圖謀暗殺列寧”的罪名，於1938年3月15日執行槍決，許多支援和同情布哈林的人，也紛紛遭到“清洗”。

布哈林事件首先殃及政治經濟學界，在蘇聯學術界掀起一場“政治經濟學批判”運動。凡是不同意斯大林關於“超高速工業化和全盤集體化理論”的觀點，一律扣上“合乎我們的敵人的心意並對他們有利”的政治帽子，從此，幾乎沒有人再敢認真的研究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問題，造成蘇聯“在長達二十年的時期中全國沒有一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83。

哲學界也成了批判運動的災區，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接見以米丁為首的紅色教授學院領導幹部，發表《哲學戰線上的狀況》為題的重要講話。斯大林宣佈，要在整個意識形態領域和各個思想陣地展開“全線進攻”，“全面展開批判”，因為“唯心主義”的東西“在哲學、自然科學和一切敏感的政治問題上佔據著統治地位”，“應當把哲學和自然科學方面積攢的糞便（！）全部翻攤和倒騰一遍。應當把德波林派所寫的東西全部翻攤出來，摧毀全部錯誤的東西。……為了進行戰鬥，必須使用各種武器”84。斯大林講話以後，《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雜誌原編輯部立即被解散，主編德波林被解除主編職務，由米丁、尤金等組成新的編輯部。蘇聯歷史學家對此後的哲學界狀況，作了如下記述：

斯大林與“蘇聯文化模式”的形成（2）

“斯大林的《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本普及小冊子

被宣佈為哲學思想的頂峰。這本小冊子出版後很快地被吹捧為最偉大

的和經典性的著作，儘管書中包含著錯誤，它使真正的哲學研究延滯

了許多年。確實，在個人迷信時期，我們的哲學家們對唯物辯證法、

認識論、邏輯學、思維規律和科學方法等問題都幾乎沒有進行過認真

的研究。在哲學史的許多方面也可看到明顯的退步，幾乎停止了諸如

德意志古典哲學的研究”，“代之以陳述一般化的理論公式”，“哲學就

變成了煩瑣哲學”85。

1931年11月，斯大林又公開發表《給雜誌編輯部的信》，對這家歷史雜誌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