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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之中，並檢查一下，務使他得到必要的醫療費用”68。

作為政治家的列寧，十月革命以後社會上存在的某些現象，以及包括高爾基這樣的非黨的革命文學家的批評性言論，引起了他的關注和思考，特別是關於知識分子問題。列寧在十月革命勝利以後十分強調知識的重要作用，以及與專家們搞好團結的必要性。他尖銳地批評了愚昧無知現象，並且把“文盲”列為革命的“敵人”，指出：“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必須是教育他們識字，不識字就不能有政治”69。1921年12月，列寧在《工會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的作用和任務》一文中，詳細闡述了專家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應該如何對待專家。他說：“如果……不能象我們愛護眼珠那樣愛護一切真誠工作的、精通和熱愛本行業務的專家（儘管他們在思想上還同共產主義格格不入），那麼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就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成就。……專家是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我們要使這個特殊階層的專家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比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活得更好，不僅在物質或權力方面如此，而且在同工農同志合作方面，在思想方面也如此”70。1923年1月4日，列寧在《真理報》上發表文章再次強調：“不提高人民教師的地位，就談不上任何文化”71。

在列寧的倡導下，伴隨著新經濟政策的推行，蘇俄的知識分子狀況一度閃現了可喜的曙光，即使###專家布熱津斯基在其《大失敗——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一書中，也認為：“列寧主義時代（在列寧於1923年死後又持續了二三年），確實進行了大量的社會與文化方面的試驗。改革創新、破除迷信、開拓科學領域的新天地，在藝術界、建築界、文學界以及整個知識界蔚然成風”72，從1918年至1928年這十一年中，培養出34萬大學畢業生，為現代蘇聯知識分子奠定了基礎，有力地推動了蘇聯工業化的迅速發展。

今天回過頭來重新審視列寧的知識分子理論與方針、政策，也還包含著不少互相矛盾的思想：一方面從理論上強調知識分子的重要性，一方面對現存的知識採取過多的否定態度，認為革命前的學校學的知識是“九分無用一分歪曲了的知識”73；他十分重視教育事業，但強調“學校應當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74，並對新政權下的教育事業作出過分悲觀的估計，如說：“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幾乎有五年了，但舊的資產階級學者還在無產階級的國立學校和大學裡用舊的資產階級的毒素教育（確切些說，是腐化）青年”75，以至當時曾流行一種輿論，認為“受教育竟是一項有害而危險的事情”，工人、農民接受高等教育，“就不再是真正的人，而變成第二等人了”76；列寧重視知識分子，重視吸收各種專家參加建設事業，但對知識分子和專家們極不信任，1921年2月5日，他在《中央委員會給教育人民委員部黨員工作者的指示》中說：“吸收專家應當具備以下兩個必要條件：第一，非黨專家必須在黨員監督下進行工作；第二，關於普通教育課程的教學內容，特別是關於哲學、社會科學和共產主義教育的教學內容，只能由共產黨員來確定”。

蘇俄共產黨在十月革命勝利以後，曾對知識分子做了如下政治分析：“舊的技術知識分子中最熟練的一部分人感染了暗害病。……一部分人進行暗害活動，另一部分人包庇暗害分子，還有一部分人袖手旁觀，保持中立，再有一部分人則在蘇維埃政權和暗害分子之間動搖不定。當然，大多數舊的技術知識分子多少還是忠順地繼續工作”77，在這一政治分析的基礎上，制定瞭如下關於知識分子的方針政策：“蘇維埃政權對舊的技術知識分子所能實行的唯一政策就是粉碎積極的暗害分子，分化中立分子，吸收忠順分子”78。這一“粉碎、分化、吸收”知識分子的方針政策，顯然是把知識分子從整體上當成敵對力量了，其影響，直到20世紀30年代末有增無減，正如斯大林所說：“我們黨內卻依然流行著一種敵視蘇維埃知識分子”的觀點，“持有這種不正確觀點的人以藐視和鄙棄態度對待蘇維埃知識分子，認為知識分子對工人階級和農民是一種異己的、甚至是敵對的力量”79。

斯大林與“蘇聯文化模式”的形成（1）

斯大林掌權初期，曾對藐視和敵視知識分子的傾向進行批評，他說：“如果現在還幾乎把每個舊專家和舊工程師都看做未被拿獲的犯人和暗害分子，那是愚蠢的和不合理的”80。還宣佈：“關於知識分子的舊理論，即指出必須不信任他們並與他們進行鬥爭的理論，現在，這個理論已經過時了，已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