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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人民軍隊的領導人絕大多數也是知識分子）；“知識越多越反動”，認為讀書多了害死人，不讀書的犯錯誤少，多讀了犯錯誤多，甚至認為知識多了就容易出修正主義，60年代“反修”時，斷定“蘇聯出修正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的領袖人物都是有較高文化的大學畢業生；“知識分子原罪論”，知識分子文化高、知識多，是侵佔了勞動人民的血汗，要向勞動人民懺悔，老老實實接受“再教育”，徹底改造，脫胎換骨。正是在這些“理論”的指導下，“文革”中大規模的焚燒書籍，大範圍的搗毀文物，大批知識分子遭受迫害，令人毛骨悚然。一位參加革命多年的知識分子出身的老幹部，痛心疾首地說：“自懺誤我唯識字，何似當初學紡棉”。

對於近代知識在中國的多舛命運，人們曾從執政黨個別政策的失誤，或者是某個領袖人物的偏執，以及做為知識載體的知識分子群體等方面做了不少的探討，這裡我想著重從近代知識在中國的發展特點和缺陷方面進一步做些分析。這樣做，或許對開始重視知識的人們更有裨益。

中國近代知識的發展與歐洲有著明顯的不同。歐洲的人文知識是在文藝復興時代發展起來的，它以“人”為中心，與神學和宗教統治相抗衡，有力地支援了新興資產階級的發展，並且給予新的社會變革以強大的思想武器。伴隨人文科學而迅速興起的自然科學，促進了生產力和整個經濟日新月異的飛速進步。因此，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雖然經歷過艱難曲折，但很快得到社會的廣泛承認和重視。相比之下，中國近代科學知識的發展，有著明顯的差異。

在人文科學方面，兩千年的儒家傳統文化有著深遠的影響，其基本思想是主張“民本”。如孟子所云：“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在封建專制統治下，是難能可貴的。然而這一思想的本質是以民為本、為民做主，與現代民主，即權力在民、民眾當家作主，是有根本區別的。思維方式上重視整體、主張和諧、提倡節慾。如處理人與人的關係宣揚“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主張“天人相通”、“天人相類”，處理理與情的關係鼓吹“存天理，去人慾”，處理義和利的關係倡導“重義輕利”或“利義兼顧”。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上述重要思想，雖然不乏深刻的見解，合理的成分。但從總體上看，其基本主張、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等，與20世紀大變革的需要，商品經濟發展的要求，以及現代化的發展趨勢，是不協調，不適應的。被稱為“東方聖哲”、終生研究並宏揚儒家文化的著名學者梁漱溟，晚年作了深刻的反思，他說：“儒學開不出新天地來”　。

中國近代知識發展的多舛命運（2）

知識，歷來是每個社會賴以存在的一種基礎，自然科學是人類發展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重要力量。我國古代在科學技術上有著名的“四大發明”（造紙術、指南針、火藥、印刷術），直到明代，也曾為科學技術的發展做出重要貢獻。如李時珍（1518……1593）的鉅著《本草綱目》，在世界藥物學的發展上佔有重要地位。徐光啟（1562……1633）所寫《農政全書》，表達了“人力定能勝天”的思想。科學家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對一些應用化學的原理作了分析。地理學家、著有《徐霞客遊記》的徐宏祖，是世界上對石灰岩地區溶蝕地貌考察的第一個人。然而十六世紀以後，我們在自然科學和科學技術知識方面，逐漸落後於西方，並且差距越來越大。縱觀歐美18世紀產生以蒸汽機的發明和廣泛運用為標誌的第一次技術革命。19世紀70年代，又出現以電力的廣泛運用為標誌的第二次技術革命，20世紀40年代以來又興起新的技術革命，被稱為第三次技術革命。如20世紀初提出相對論，20年代出現量子力學，50年代的分子生物學等。在具體技術上，1942年出現第一臺原子能反應堆，1946年出現電子計算機，1947年出現半導體電晶體，1957年人造地球衛星上天，1959年出現積體電路，1960年鐳射問世，等等。據一位科學家估計，直到“剛解放的時候，我們與世界最高水平的差距是200年”　。我作為一個普通老百姓，感到在科學知識的宣傳和普及方面甚至不止200年。記得半個多世紀以前的兒童時代，曾發生過一次月蝕，人們稱這是天狗吃月亮，於是家家戶戶的大人小孩立刻動員起來，使勁的敲打鍋碗盆勺，以嚇退天狗，援救月亮。此時距離哥白尼公開發表《天體執行論》已整整400年！自然科學知識和科學技術的滯後，必然影響它自身存在的價值和普及方面的難度，從而造成“知識貶值”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