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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最卓越的思想家之一布魯諾（1548—1600）曾滿懷信心的斷言：“要反對那些垂死的東西，智慧就足夠足夠了”，他熱情宣傳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後來又在這一學說的基礎上，提出“宇宙無限，沒有中心”的新見解。布魯諾取消了宇宙的中心，把太陽降為一個普通的恆星，這一想法從根本上剷除了上帝是在無限宇宙空間的中心地位，更大地激怒了教會當局。他們把布魯諾監禁起來，並於1600年3月17日判處死刑，活活燒死在羅馬鮮花廣場。另一位義大利物理學家伽利略（1564—1640）也因為寫出鉅著《關於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表達了和哥白尼相符合的宇宙觀，被宣佈為“宗教裁判所的犯人”，“對話”被列為禁書，伽利略本人也遭終生軟禁。

知識發展史上早期遇到的挫折，並沒有能扼殺它的勃勃生機，並沒有使科學成為神學恭順的婢女，在和神學與宗教鬥爭中成長起來的人文主義，很快在法國、西班牙、德國、尼德蘭、英國等許多國家傳播。到15世紀後半期，歐洲產生了近代自然科學，並且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如義大利的著名畫家達？芬奇，開始動力學、機械學、光學等實用科學的研究；天文學家伽利略同時又是力學家，確定速度與加速度的理論，成為近代機械學的創始人之一；伽利略的學生托里塞利在液體和氣體動力學方面有重要發現；幾何學和代數學、三角學的發展，促使天文學、曆法改革、槍炮射程的計算、船艦的建造等重大進步；外科醫生安德烈？維薩留斯（1514—1564）於1543年寫成《論人體的構造》，對人體研究，特別是血液迴圈打下了基礎，後來英國醫生威廉？哈維，在此基礎上發現了人體血液迴圈系統……。據統計，進入19世紀，人類的科學知識每五十年增加一倍，到20世紀中葉，每10年增加一倍，爾後是幾年增加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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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就是力量”（2）

科學知識為什麼會有這麼頑強的生命力？恩格斯說：“如果說，在中世紀的黑夜之後，科學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興起，並且以神奇的速度發展起來，那麼，我們要再次把這個奇蹟歸功於生產”　。知識的啟蒙時期遇到的挫折，從根本上講，是生產的發展處於拓荒階段的反映。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剛剛分離開來，知識與生產相脫節，它對直接生產過程幾乎起不到什麼作用。到了近代，情況發生了顯著變化，機器化大生產代替了手工業生產，而機器本身就是“物化的知識力量”。機器的發展表明：“一般的社會知識、學問，已經在多麼大的程度上變成了直接的生產力”，社會生活條件“已經多麼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知識的控制並根據此種知識而進行改造”　。有的學者更是明確指出：“知識的生產率已經成為（勞動）生產率、競爭力和經濟成就的關鍵因素”　。隨著生產的不斷發展，社會對知識的需要越來越迫切，人們對知識的重視越來越突出，知識越來越成為時代的寵兒。

中國近代知識發展的多舛命運（1）

知識在近代中國的命運，要比在歐洲多舛多難。從十九世紀末就有知識分子提出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五四”運動前後，一部分先進知識分子，高舉起“科學與民主”的大旗；後來，又有人宣傳種種的“知識救國”、“科學救國”、“教育救國”理論；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也曾提出過尊重知識和知識分子的政策，提出過“向科學進軍”的口號。上述種種提倡與宣傳，在某一時期有過成效，但始終未能形成全民族尊重知識、熱愛知識的濃厚空氣，而輕視知識、藐視知識、反對知識的潛流，從十九世紀末（甚至可以追溯得更早），直到20世紀60……70年代，始終流淌著，並且最後形成“大革文化命”的歷史悲劇。

20世紀20年代初，虛無主義者朱謙之撰文鼓吹“知識就是罪惡”。他說：“惡是從哪裡來呢？原來惡是從理知發展的結果”，“沒有知識便罷，有了知識即有罪惡，而知識就是罪惡”，“就知識本身的道理說，也只是贓物，而知識所有者，也不過盜賊罷了”。朱謙之的這套謬論，曾受到魯迅的批判，他尖銳地指出，這是叫人們“如牛馬一樣”，如“豬羊滿臉呆氣，終生糊塗”。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知識即罪惡”的謬論不僅沒有得到匡正，而且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旗幟下，惡性發展起來。如“讀書無用論”，認為書讀得越多越蠢，自古以來，能幹的皇帝都是老粗出身，並且把中國革命的勝利，歸於“大老粗”的軍隊打敗了知識分子的軍隊（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