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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此書被學術界稱為“真知灼見和胡言謬說雜陳”，“國粹中有西化，西化中散發著國粹氣”　。如何認識這種表面看似互不相容而又容於一體的現象呢？

首先，要搞清楚劉師培等人提倡的國粹主義是什麼？國粹主義出現於20世紀初，國粹派1905年在上海創辦《國粹學報》，宣傳“國粹存則其國存，國粹亡則其國亡”。所謂“國粹”，主要是指一個國家的經典、歷史、文化、文字等特有的東西，就中國而言，主要是指孔子的儒學和其他派別的學說，不過國粹主義者把孔子視為學術派別，而不是宗教精神領袖，如劉師培所言：“自吾觀之，孔子者，中國之學術家也，非中國之宗教家也”　。綜觀劉師培談論國粹的文章，既涉及孔子儒學，也談到《尚書》的“民也者，君之主也；君也者，民之役也”（民是君的主人，君是民的僕役）　，墨子的“官無常貴，民無常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　，《莊子》的“以君主為人民之僕役”　等思想。也可以說，他是披著古人的服裝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甚至鼓吹“破貴賤之級，沒豪富之田，以土地為國民所共有”　的主張。然而既是披著古人的服裝，也就自覺和不自覺的有著濃厚的封建主義氣味。正因為如此，當五四運動徹底批判封建舊文化的革命思潮興起時，特別是反對否定一切傳統文化的極端傾向，如有人連漢字也要廢棄，劉師培等人怒憤之中轉向另一個極端，成為封建舊文化的辯護士、衛道者。

國粹主義者並不反對學習西方，他們有一篇文章題目就叫《論國粹無阻於歐化》，不少國粹主義者，對西方文化相當瞭解，並且是積極的宣傳者。他們主張“舉東西諸國之學以為客觀，而吾為主觀以研究之”，也就是既要學習西方文化，又要尊重中國的傳統文化，不是生搬硬套，而是以我為主加以研究。劉師培的可貴之處在於，學習西方的同時，冷靜地看到了西方的問題方面。如他指出：“人類至於今日，失平等之權者，實佔社會之多數。貴之賤，富之於貧，強之於弱，無一日而非相凌，無一日而相役”　。劉師培看到了問題，卻沒有能力解決問題，國粹主義畢竟是比資本主義落後的思想武器，不能有效的解決中國的出路問題。正是在這種矛盾、惶惑之中，無政府主義撥響了他的心絃，使他傾心於無政府主義，努力鼓吹透過取消政府，而實現：“人人為工，人人為農，人人為士，權利相等，義務相均”　的理想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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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容幷包”與思想自由（4）

對於知識分子的政治傾向和學術思想，採取簡單地肯定或簡單地否定，採取名曰“階級分析”實為貼標籤的辦法，都不是值得提倡的。知識分子，雖然家庭出身、個人經歷、政治主張等各有不同，但做為知識的載體，這一點是共同的。文化的因素，在決定知識分子命運方面，往往比其他諸因素，起著更為重要的作用。蔡元培正是看到了知識分子的這一特點，並沒有對辜鴻銘、劉師培這樣的學者採取排斥態度，或拒之門外，而用其所長，避其所短，充分調動了他們的積極性。從效果上看，也是好的。1915年入北京大學學習，後來成為著名學者的馮友蘭回憶說：

“籌安會有六個發起人，當時被譏諷地稱為‘六君子’。在六人

之中，學術界有兩個知名人士，一個是嚴復，一個是劉師培。在袁世

凱被推翻以後，這六個人都成了大反動派。就是在這個時候，蔡元培

聘請劉師培為中國文學教授，開的課是中國中古文學史。我也去聽過

一次講，當時覺得他的水平確實高，像個老教授的樣子，雖然他當時

還是中年，他上課既不帶書，也不帶卡片，隨便談起來，就頭頭是

道。援引資料，都是隨口背誦。當時學生都很佩服”　。

2、“相容幷包”不是隻包新不包舊

對於蔡元培的“思想自由”、“相容幷包”方針，　至今仍然有不同的理解和認識。一種認為“蔡元培倡導的‘相容幷包’，其主導方面是為了促進新思想、新文化的發展，而決不是為舊思想、舊文化保留地盤　”，即　“保新不保舊”；另一種認為　“‘相容幷包’可能是為舊的東西保留地盤，也可能是為新的東西開闢道路”，“蔡元培的‘相容幷包’在當時是為新的東西開闢道路的”　，即　“主觀上保舊也保新，客觀上保新”；還有一種認為：“蔡元培先生的‘相容幷包’能最精煉地概括北大的傳統”，“北大的傳統是自由主義的傳統”，即“教育必須承認個人和尊重個人的價值，因而必須賦與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