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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鴻銘關於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西方文明與東方文明的這些看法，顯得膚淺而偏激。然而，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中國，許多人對西方社會情況和西方文化都缺乏深刻研究，而出現一片盲目樂觀的情況下，辜氏的有些看法不乏警世作用，有些看法也還算得頗為深刻。辜氏由對東西方文明的片面看法，導致政治上保守，甚至保皇的結論，從認識論上說，是和他個人的生活經歷與學習、研究東方文明的途徑，有著直接關係。辜鴻銘長期在國外生活，對中國的實際情況缺乏瞭解，回國以後，一直生活和工作於上層社會，他學習中國傳統文化主要是從書本上，而對傳統文化中的糟粕，特別是社會生活中造成的危害，沒有切身感受。離開社會實際的調查，就書本談書本，不能真正讀懂書。在這個意義上說，辜鴻銘是個地地道道的書呆子。近代著名學者吳宓對辜氏的評價，很值得後人參考：

辜氏於中國舊日之道德文化，其堅深之信仰，是其卓見。於西方

之功利主義個人主義帝國主義痛斥不遺餘力，且能以流暢犀利之英文

文筆表達之，是其特長。對國家世界，其功自不可沒。然辜氏初非淵

“相容幷包”與思想自由（3）

博通達、深思明辨之學者，於中國之文化學術，及西方之思考精神，

均不能深窺底蘊。故其言論多武斷而偏激。雖有真知卓見，亦系得之

偶然，而缺乏系統之創作及深厚之修養。其人之品性及行事亦多缺失。

傲睨一切，詼諧漫罵，放蕩不恭，決非奉崇人文主義而苦心化世者所

宜出，決不是為今日中國及未來世界精神之師表。是故吾人之於辜氏，

毀之因屬不當，而尊之亦不宜太過。辜氏譬如有用之興奮劑，足以刺

激，使一種麻痺之人覺醒而非滋補培養之良藥，使病者元氣恢復，健

康增進也　。

相容幷包之例二：“國粹”劉師培。

北京大學的教員中，劉師培也是一位非常有爭議的人物。首先，在政治上“歷史複雜”而有汙點。他於1884年出生於一個書香之家，1901年18歲時考中秀才，次年又考中舉人，1903年進一步參加會試，未中。在上海，結識章太炎、蔡元培等人，在他們的影響下投身革命，撰寫《中國民族誌》、《攘書》，並和林懈合著《中國民約精義》等書，宣傳民族民主革命思想。1904年擔任《警鐘日報》主筆，併成為以章太炎為思想領袖的光復會首批成員，自稱“激烈派第一人”。《警鐘日報》遭封禁前後，劉師培又參加“國學儲存會”，是該會刊物《國粹學報》的主要撰稿人，他的學術著作大多發表於此報，被視為“國粹派”領袖人物之一。1907年2月，劉師培東渡日本，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同時又接受日本社會黨人影響，思想轉向無政府主義，辦“社會主義講習所”，出《天義報》、《衡報》等刊物，宣傳中國式的無政府主義。1908年，在革命派發動武裝起義時期，劉師培變節，叛離同盟會，投入清政府兩江總督端方幕下。辛亥革命以後，又投靠袁世凱，成為謀求袁世凱復闢稱帝的“籌安會六君子”中的一員。1917年受聘於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學，任中國文學門教授。1919年1月，《國故》月刊社成立，劉為總編輯，對抗新文化運動潮流。同年8月，病逝。

劉師培在學術活動和學術思想上，也是一位十分複雜而矛盾的學者。他既是與章太炎齊名的國學大師，又是西方文化思想的積極傳播者；既是國粹主義干將，又是激進的無政府主義先驅。1936年出版的《劉申叔先生遺書》，收錄劉師培一生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