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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長音符號，換化成一隻蝴蝶，在學者身畔飛舞，最後落在白髮上。

走向座位時，捷克學者轉頭看見秘書感動的微笑，便也回了一個微笑，抵達座位的途中，他又回頭對她微笑了三次。那是悲傷卻又驕傲的微笑。一種悲傷的驕傲：我們不妨如此定義這位捷克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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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因為看見名字上擺錯位置的符號而悲傷，大家都能瞭解。然而他的驕傲是由何而起的呢？

以下便是他的生平大略：一九六八年俄軍入侵後的一年，他被趕出昆蟲研究院，被迫從事建築工人的工作，直到一九八九年俄軍佔領結束，前後約二十年。

然而，數百數千，在美國、法國、西班牙、世界各地，也大有失掉工作的人啊，他們為此受苦卻一點也不感到驕傲。為什麼捷克學者感到驕傲而那些人卻不呢？

因為他被趕離工作崗位，不是因為經濟之因，而是政治。

就算如此吧。但在這種情形之下，必須解釋的是為什麼因經濟因素引起的不幸便比較不嚴重，比較不值得敬佩呢？一個因不討上司歡心的職員被辭退就該覺得丟臉，而因政治理念丟掉工作的人卻有權利以此為傲？為什麼？

因為因經濟原因而遭解僱，被解僱的人是被動的，在他的行為中，並沒有任何值得讚賞的勇氣。

這狀似明顯，事實不然。因為一九六八年後被解僱的這位捷克學者，當俄軍在他的國家成立極其令人厭惡的政體之時，他也並沒有完成任何勇敢的行動。他是研究院中一小組的主任，專門研究蒼蠅。有一日，突如其來地，十多個眾所周知的反動派湧進他的辦公室，要求他撥一個研究室讓他們舉辦半地下化的集會。他們以道德柔道的規則行事：突然地到來，組成一群觀察者。這出其不意的對質使捷克學者非常困窘。說個&apos；好&apos；字會立即招來不幸的危險：他將會丟掉工作，三個小孩將來也無法人大學。但要對這群嘲笑他膽小的人說個&apos；不&apos；字，他沒有足夠的勇氣。他最後答應了，並開始鄙視自己，因他的膽怯，他的脆弱，他不得不任人擺佈的無能。因此，正確說來，是因為他的懦弱，才使他後來丟了工作，小孩也被學校開除。

若是如此，他又有什麼可覺得驕傲的呢？

隨著時光，他逐漸淡忘他對反動派原存的憎惡，愈來愈習慣將自己答的&apos；好&apos；字視為一種自願、自由的表示，視為他個人對令人厭惡的政權的反叛。因此他相信自己屬於登上歷史大舞臺的一份子，自這種確信之中，他汲取了他的驕傲。

但是，長久以來，數不清的人扯進數不清的政治衝突之中，他們也都能因晉升歷史大舞臺而覺得自豪嗎？

我必須表明我的論點：捷克學者的驕傲來自於他並非在隨便一個時候登上歷史舞臺，而是正好在舞臺上燈光亮起的那一刻。歷史舞臺燈光亮起的那一刻，稱為全球歷史性的時刻。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在聚光燈的照射及攝影機的注視之下，是全球歷史性時刻最體現的一刻，捷克學者至今還自豪彼時的幸寵。

然而，某個重要的商務協商正在舉行，全球各國首腦人物聚集一堂，這也是件重要的時事，也被重視、拍攝、評論；為什麼那些主角並沒有同樣被激起驕傲的感人情愫呢？

我立刻表明最後一點：捷克學者所拜的並非隨便一次全球歷史性時刻之賜，而是人們稱之為崇高的那&apos；次。那個時刻之所以崇高，是因為舞臺前的人在受苦，舞臺後方迴盪著機關槍掃射的聲音，舞臺上方且飄蕩著死亡天使。

因此最終的程式如下：捷克學者因參與崇高的全球歷史性時刻而感驕傲。他深知這使他不同於廳中所有那些挪威。丹麥、法國、英國的與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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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所在的桌上有一個空位，供發言者輪流上臺發表；他根本沒在聽。他等著輪到他，不時伸手摸摸口袋中五頁準備好的，他自知寫得並不好的講稿：離開科學工作二十年了，他只能把以前年輕時發現並寫下關於一種不為人知，他命名為布拉格蒼蠅（musca&#32；prngensis）的一篇研究做一個簡介。當聽到主席念出一串他相信是他名字的發音時，他起身走向發言臺

抵達發言臺的二十秒鐘內，一件不期然的事發生在他身上：他情緒一陣激動：天啊，經過這麼多年後，他又重新回到這些地敬重，也被敬重的人之間，回到這些令他親切而命運卻將他們分散的學者之間；走到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