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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場在山西省當時最大的能容納五千人的湖濱會堂，參加人數號稱萬人。事後有人回憶說：“趙樹理病勢沉重，已經不能動彈。但是一個青雲直上的掌權者下令說，他動不了，爬也要爬到會場去。”批鬥會開始僅幾分鐘，被拖在臺上的趙樹理就因身體極度衰弱昏倒在臺上，接著被押解回監獄。

趙樹理的後代在回憶他們父親的悲慘命運時說：“9月18日，已經瀕危的父親又被拉到萬人大會上批鬥。這時他已經站立不住了，大會開始了沒幾分鐘，父親就一頭栽倒在地上。眼看父親是不行了，可那些人仍然強行讓父親寫所謂的檢查。五天以後，父親‘檢查’寫到中途就含恨死去了。”7

三

把作家早年一篇小說中偶然提及的細節和作家悲劇命運聯絡起來考查，可以發現在百年中國文學發展中，那些以往被人們認為是啟蒙文學中最重要的內容，比如個性解放、反抗婚姻制度等具體內容，其實只是人的解放中較為平常的社會性變革，在這種變革之上的政治制度的文明化，才更具有啟蒙的真正意義。只有當政治制度以保障*為基本追求的時候，人的權利和人的自由才能得到真正保障。1949年後，中國政治的發展模式延續了延安的政治傳統，同樣中國文學的發展也延續了延安的文學傳統。但在這個過程中，啟蒙的真正意義總是被遮蔽。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在延安整風中，在“鬥爭會”上批判過王實味的李維漢、丁玲、艾思奇、艾青、周文等，後來都經歷了和王實味一樣的命運，成了“鬥爭會”上被鬥爭的物件。文學史研究，總是對既成文學史現象的反思，我們在觀察中國百年文學的啟蒙意義時，一定要意識到如果早年作家的努力沒有為人的自由解放顯示清晰方向，沒有在精神層面傳達現代法治精神，那麼這些作家在啟蒙文學思潮中的歷史地位就是值得重新反思的。

2007年

注　釋

1　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第371頁。

2　賀桂梅：《轉折的時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山東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

308頁。

3　董大中編：《趙樹理寫作生涯》，百花文藝出版社，1987年，第209頁。

4　歐克肖特（MichaelOakeshott）：《政治中的理性主義》，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第

41頁。

5　趙樹理：《李有才板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第8頁。

6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冊，*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第513頁。

7　董大中：《趙樹理年譜》，北嶽文藝出版社，1993年，第6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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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知識分子在新意識形態建立中的角色（1）

延安知識分子在新意識形態建立中的角色

——以《學習》雜誌事件為例

一 延安知識分子及來源

從延安整風以後，新意識形態的建立基本成型。新意識形態的完成雖然以毛澤東為主導，但這個完成過程並不是個人力量可以達到的，延安知識分子在新意識形態的形成和不斷完善中，起了很大作用，當時新聞思想的形成中就有陸定一和胡喬木的責任。這一點，可以透過50年代初發生的《學習》雜誌事件來做一個分析，在這個事件中，可以看出延安知識分子在新意識形態建立中的一些功能。

所謂延安知識分子，主要指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知識分子，從事自然科學的知識分子不在此列。延安知識分子的主要來源是當年的左傾教授和左傾青年：在教授中以陳伯達、艾思奇、范文瀾為代表，在青年中以胡喬木、于光遠、胡繩為代表。當年投奔延安的知識分子很多，但並不是所有到了延安的知識分子就是“延安知識分子”，而主要是指那些在思想和行為上都能與延安保持平衡的知識分子。如果說延安確有新文化，那麼創造這些新文化併為這些新文化所化的知識分子，才可以視為是“延安知識分子”。有些沒有到過延安的人，仍可以把他們看做是延安知識分子，而像王實味、蕭軍、高長虹等雖然到了延安，但最終無法和延安文化達成平衡，所以也不應當看做是“延安知識分子”。

延安自己沒有大學，它的知識分子都來自於當時中國社會的各類大學。就教育背景而言，延安知識分子與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是一類人，他們差不多都出自當時中國最好的大學，像陳伯達是吳承仕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