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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還要左的思想傾向來為新意識形態的建立進行理論闡釋？

《學習》雜誌是*中央宣傳部理論宣傳處主辦的刊物，雖然與後來的《紅旗》雜誌、《求是》雜誌沒有直接關係，但實際上是同一型別的刊物，在功能上是完全一致的。負責《學習》雜誌的先後是于光遠、王惠德、胡繩，雖然他們在黨內的地位與陳伯達、胡喬木不同，但因為他們是做具體理論宣傳工作的，新意識形態的建立和完成必須透過他們來完成。

所謂《學習》雜誌事件，是指1952年思想改造運動高潮時，

《學習》雜誌第1至3期連續發表了一批文章，闡述他們對思想改造運動的觀點。第1期許立群《只有*列寧主義才能領導資產階級思想改造》一文，把資產階級的思想改造，說成是用無產階級思想來“根本否定”資產階級思想。第2期吳江《評民族資產階級的“積極性”》一文，把資產階級在新*主義革命中的積極性解釋為資產階級的一種欺騙手段。第3期艾思奇《認清資產階級思想的反動性》和于光遠《明確對資產階級思想的認識，徹底批判資產階級的思想》等文，不承認民族資產階級在新*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這些文章，按當時的理論要求，實質上否認了民族資產階級在當時還存在著兩面性，認為民族資產階級只有反動的腐朽的一面，從而得出了根本否定民族資產階級在當時仍有一定積極性的結論。

50年代初辦《學習》雜誌時，于光遠、王惠德這些延安知識分子，還有一種在既定的理論框架內儘可能把自己的理解個性化一些的要求，所以他們對當時民族資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估計，比高層還要左，這就與當時的路線和政策不相合，也與《共同綱領》有衝突，在資本家和*黨派中造成了恐慌。高層發現這一問題後，立即指示*加以糾正，*隨即召開了文教宣傳單位負責人參加的討論會。

1952年3月29日，*部長陸定一根據討論結果向中央作了《關於〈學習〉雜誌錯誤的檢討》，承認“不允許資產階級有自己的任何思想”等“都是不合理的，不合*主義的觀點的，而且是幼稚可笑的”，認為是犯了“離開黨的路線和離開*主義的嚴重錯誤”。至於犯這些錯誤的原因，他認為“是教條主義的思想方法加上小資產階級的‘左’傾情緒”。陸定一的報告還請求中央對他本人和有關領導、編輯等進行紀律處分，並決定《學習》雜誌暫時停刊整頓。4月4日，*中央向全國黨政軍機關批轉了*的《檢討》，認為這一檢討“是必要的和適當的”，並決定“此次錯誤重在檢討和改正，不擬給予處分”。至此，《學習》雜誌事件宣告解決。

延安知識分子在新意識形態建立中的角色（5）

《學習》雜誌事件的發生，與于光遠直接有關。于光遠晚年回憶《學習》雜誌事件時，對於當時的情況有比較詳細的解釋。13

于光遠早年思想比新意識形態的要求還左。當時于光遠很年輕，在理論上還沒有喪失創新的衝動，對參與新意識形態的建立，還有迫切的要求。像《學習》雜誌這樣的事件，就不會發生在陳伯達和胡喬木這些人身上。

據于光遠回憶，1952年初，他形成了“中國資產階級可能在中國革命中和在新*主義國家建設中，起一定程度內的積極作用，但是資產階級思想對中國新*主義革命和新*主義建設卻不能起絲毫的積極作用”的觀點，然後他同王惠德研究，提出在《學習》雜誌上發表些文章闡明這個觀點，王惠德贊成這個意見，隨後他們決定約艾思奇、許立群和吳江三人來寫。在約稿時，于光遠把這個觀點告訴他們，供他們參考，得到他們的認同，這三篇文章加上于光遠自己寫的一篇，一共四篇。

《學習》雜誌第2期先發表了許立群的文章《駁斥資產階級的謬論——資產階級沒有向工人階級猖狂進攻嗎？》和吳江的文章《評民族資產階級的“積極性”》，第3期發表了艾思奇的文章《認清資產階級思想的反動性》和于光遠的《明確對資產階級思想的認識，徹底批判資產階級的思想》。除許立群用了“楊耳”的筆名，其餘都署了真名。

四篇文章的基本觀點是一致的，但論述的角度和側重點各不相同。許立群的文章，駁斥了否認資產階級進攻的觀點，認為資產階級不是在國營經濟領導下發揮自己的積極性，而是“發揮自己階級的‘兩面性’裡落後的和反動的一面，也就是破壞共同綱領、破壞國家政策法令的‘積極性’”。吳江文章主要是對資產階級的“積極性”作分析，認為革命勝利前後，資產階級的積極性具有其階級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