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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娛樂活動，過慣了榮華富貴日子的人根本受不了，表面上悲悲慼慼，心裡肯定如煎似熬地掰著手指頭算日子。可是，當袁紹在母親墳前守完三年孝可以回去重新工作的時候，他卻突然向朝廷請求把喪假延長三年，要為已故的父親也守三年。

袁紹的生父並沒有死，他最後死於董卓的屠刀，袁紹要為守孝的是他的繼父袁成，袁成死得很早，袁紹當時太小或者還沒有過繼給叔父，總之當年沒有正式為繼父守過孝。袁紹的舉動被理解為更大的孝行，因為這個孝現在並不需要追補。袁紹的孝行受到大家的敬重，於是他又在繼父墳前搭起個簡易棚開始另一個三年清心寡慾的生活。縱觀袁紹的一生，他是有真本事的人，也很會作秀，不過暫時放棄正在高歌猛進的仕途只為博得一個行孝的名聲代價似乎太大。守三年孝這個制度在以後朝代裡還經常實行，有些正在走官運的人一到父母病情加重立刻提心吊膽，生怕關鍵時刻不得不離開官場。在明清時代，對於那些實在不能請長假的重要人物，天子可以下詔書要求他不用守孝，這就是“奪情”。像袁紹這樣三年還嫌不夠要求追加三年的人，在官場上不知道是不是獨一份，但肯定是極個別案例。

其實袁紹這一回還真不是作秀，也倒不是他對繼父感情有多深，而是有難言之隱。桓帝、靈帝在位期間，先後發生了兩次“黨錮之禍”，所謂“黨錮”就是黨人被禁錮，遭到*並剝奪政治權力；所謂“黨人”，就是像袁家這樣計程車大夫階層，是區別於宦官、外戚的另一股政治勢力。漢朝末年這三股政治勢力惡鬥不止，今天你佔上風，明天他佔上風，袁紹剛入仕的這一段時間恰恰是宦官和外戚佔上風，像他們家這樣的黨人成為打擊的物件。袁逢、袁隗官場經驗很豐富，雖然沒有受到宦官們的直接打擊，但他們家社會關係太複雜，跟很多黨人都有姻親關係，尤其是他們的親戚李膺更是宦官恨得咬牙切齒的人。宦官是政治倫理極差的一族，*黨人的手段極其殘忍，動不動就株連九族，在這種情況下，袁紹要求延長喪假就好理解了，他是利用人們對喪者家屬的同情心來避禍。

世受國恩卻廣交異端分子

袁紹結束了“在冢廬六年”的守孝生活後回到洛陽，按照制度，他應該到有關部門銷假，再回原崗位工作或者由朝廷重新安排工作。袁紹擔任的是縣長，級別雖不是太高，品秩只有六百石，但責任和地位重要，均由天子直接任命，是朝廷直管的幹部，袁紹此時應該到尚書檯報到。

但是，據《漢末英雄記》記載，袁紹一回到洛陽就隱居起來，不隨便見客，所見的都是“海內知名”，或者是“遊俠”。袁紹見名士沒有問題，因為他的生父袁逢和叔父袁隗等人不是九卿就是三公，門口淨是排隊等待接見的人。不過，袁紹經常見“俠士”卻很有問題，因為“俠士”在當時可是一群敏感人物。《史記》有遊俠列傳，司馬遷曾滿腔熱情地歌頌俠士們急人危難、守信重義、最後建立功業的品質，漢初的張良無疑是這類俠士的代表。但是，為了維護社會穩定，從漢武帝起對各類遊俠持抑制和打擊的態度，從西漢後期到東漢以來，社會上對俠士的評價也越來越差，東漢班固寫《漢書》已經不說他們守信重義了，而說他們是“作威作惠”的奸雄，自《漢書》以後再修官史也就不再給遊俠單獨列傳了。

所以《漢末英雄記》說袁紹交接俠士有負面評價的意思，這個高幹子弟整天接觸社會不安定分子，是一種危險行為。袁紹接觸的俠士，王粲一共點了五個人的名字，分別是張邈（字孟綽）、何顒（字伯求）、吳子卿（應該是字子卿，但不知道他的名是什麼）、許攸（字子遠）、伍孚（字德瑜），王粲給他們起了個名字叫“奔走之友”。“奔走”是遊俠的特徵之一，他們這幾個人不是地主家聘請來看家護院的，也不像孟嘗君養的門客關鍵時刻才拿出來用用的，“奔走之友”們跟他們都不同，後來發生的事說明，張邈等人的主要工作是四處“奔走”，並且是有預謀、有組織、有計劃的“奔走”，他們的核心人物就是袁紹。

雖然做事隱秘，但也會引起有關人員的關注，尤其會引起情報系統很發達的宦官的警覺。《漢末英雄記》稱，宦官頭目張讓對手下人說：“袁紹這小子故意抬高自己的身價，不出來替朝廷工作反倒養死士，不知道這傢伙準備做什麼？”黨人是宦官的死敵，俠士與黨人結合，誰都能看出來他們的矛頭一定指向了遭受全社會唾棄的宦官們，所以張讓緊張了。張讓說這些話不是給袁紹或袁紹的父親、叔父聽的，而是說給自己心腹的，但這些話讓袁隗知道了，這說明袁家的情報網也不容小視，雖然與宦官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