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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到墓｜穴裡，棺材憤怒地叫著，漸漸隱沒在黑土之中。黑土上長，填平了墓｜穴，隆出了地面，凸成一個饅頭狀的大丘。餘司令掏出槍來，對著柳樹上面的天，連放三響。子彈魚貫著穿過樹冠，沖掉幾片細眉般的黃葉，在空中旋轉著飛。三顆亮晶晶的彈殼，彈到腐臭的灣子裡，一個男孩子跳下灣子，噗噗哧哧地踩著綠色的淤泥，把彈殼撿走了。任副官掏出勃郎寧手槍，斷斷續續地放了三槍。勃郎寧子彈出膛，打著雞鳴般的呼哨，衝向高粱上空。餘司令與任副官各提著冒煙的手槍，四目對視。任副官點點頭，說：“是大英雄自風流！”然後就插槍進腰，大步往村裡走去。

父親發現餘司令提著槍的手臂緩緩地舉起來，槍口追蹤著任副官的背影。送葬的人驚訝萬分，但無人敢吱聲。任副官全無知覺，昂首闊步，有條不紊，迎著齒輪般旋轉的太陽，向著村子走。父親看到手槍在餘司令手裡抖了一下。父親幾乎沒有聽到這一聲槍響，它是那麼微弱，那麼遙遠。父親看到這粒子彈在低空悠閒地飛翔，貼著任副官烏黑的頭髮滑過去。任副官頭也不回，保持著均勻協調的步子繼續前行。父親聽到從任副官那兒，傳來嘬唇吹出的口哨聲，曲調十分熟悉，是『高粱紅了，高粱紅了！』。我父親熱淚盈了眶。任副官越走越遠，身影愈高大。餘司令又開了一槍。這一槍驚天動地，子彈的飛行與槍聲的飛行同時被我父親感知。子彈打在一棵高粱頸上，高粱落地。在高粱穗子落地的緩慢行程中，又一棵子彈把它打碎。父親恍惚覺得，任副官彎腰從路邊揪了一朵金黃｜色的苦菜花，放在鼻子下久久地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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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對我說過，任副官八成是個共產黨，除了共產黨裡，很難找這樣的純種好漢。只可惜任副官英雄命短，他在昂首闊步，走出了大英雄八面威風之後三個月，竟在擦洗那支勃郎寧手槍時，自己走火把自己打死。槍彈從左眼進去，從右耳出來，他的半邊臉上沾滿了鋼藍色的粉末，右耳流出了三五滴黑血，人們聽到槍聲撲進去，他已經歪倒在地死了。

餘司令撿起任副官那支勃郎寧手槍，良久不語。

奶奶挑著一擔拤餅，王文義的妻子挑著兩桶綠豆湯，匆匆地往墨水河大橋趕。她們本來想斜穿高粱地，直插東南方向，但走進高粱地後，才發現挑著擔子寸步難行。奶奶說：“嫂子，走直路吧，慢就是快。”

奶奶和王文義的妻子，像兩隻飛翔的大鳥，在非常空虛的大氣裡，極端充實地移動。奶奶換上了一件深紅上衣，頭上的黑髮用梳頭油抹得烏亮。王文義的妻子精悍短小，手腳利索。餘司令招兵買馬時，她把王文義送到我家，讓奶奶幫著說情，留下王文義當游擊隊員。奶奶一口答應。餘司令礙著奶奶的情面，就收留了王文義。餘司令問王文義：“你怕死不怕？”王文義說：“怕。”他妻子說：“司令，他說怕就是不怕，日本飛機把俺的三個兒子全炸成了碎塊。”王文義天生不是當兵的料，他反應遲鈍，不分左右，在操場練習步伐時，不知道捱了任副官多少揍。他妻子幫他出了個主意，讓他在右手裡握著一截高粱稈，聽到右轉的口令時，就往握著高粱稈的手這邊轉。王文義當兵後沒武器，奶奶把我們家那支鳥槍給他。

她們走上彎彎曲曲的墨水河堤，顧不上看堤坡盛開著的黃花和堤外密密匝匝的血紅高粱，一個勁兒地往東趕。王文義妻子受慣了苦，奶奶享慣了福。奶奶汗水淋淋，王文義妻子一滴汗珠也不出。

父親早就跑回橋頭。父親向餘司令報告，說拤餅一會就到，餘司令滿意地在他頭上打了一巴掌。隊員們多半躺在高粱地裡，對著太陽曬鼻孔。父親閒得發悶，便轉到路西邊高粱地裡，去看啞巴他們在幹什麼。啞巴精心地磨著腰刀，父親手按著腰裡的勃郎寧，站在啞巴跟前，臉上掛著勝利者的笑容。看到我父親，啞巴齜牙一笑。有一個隊員睡著了，打著很響的呼嚕。沒睡覺的人也無精打采地躺著，無人和父親講話。父親又跳到公路上來，公路黃中透出白來，疲憊不堪。那四盤橫斷了道路的連環耙，尖銳的齒尖朝著天，父親想它們也一定等得不耐煩了。石橋伏在水面上，像一個大病初癒的病人。後來父親就到河堤上坐著了。他看一會東，看一會西，看一會河中流水，看一會野鴨子。河裡的景色很美，每一棵水草都活著，每一朵小小的浪花裡，都隱藏著秘密。父親看到了幾堆被特別茂密的水草包圍著的不知是騾子還是馬的白骨。父親又想起我家那兩頭大黑騾子了。春天時，田野裡賓士著成群的野兔子，奶奶騎著騾子，手持獵槍追逐野兔，父親坐在騾子上，摟著奶奶的腰。騾子把野兔驚起，奶奶開槍把野兔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