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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那些煩惱像蛆蟲一樣啃噬著屍體，但給了我更為致命打擊的是其他東西，是恐懼、虛弱、自卑所造成的普遍的壓力。 寫作成為卡夫卡在與父親的爭鬥中最終獲勝的唯一保障。 寫小說對於卡夫卡來說，是自己平生的呼吸，編織故事是自己的日常生活本身。但直到解除婚約之前，婚姻和寫作對於卡夫卡在如下意義上同等重要：兩者都是卡夫卡把自己從父親帶給他的“虛弱、缺乏自信心、負罪感”的生命性情中解救出來的努力。這種生命性情是潮溼的霧靄，使卡夫卡在生活中吸進身體的大多是水分，而非氧氣，以至於時常窒息得發昏。寫作和結婚是卡夫卡為自己自制人工氧氣的自救行動。在給父親的信中，卡夫卡明確承認：“事實上，我要結婚的嘗試是為拯救自己而做的最出色、最有成功希望的努力”。於是，卡夫卡的婚事與他講故事在生存上就具有同等的意義了。 既然結婚只是為自己自制人工氧氣、為了同父親帶給自己的性情搏鬥，而不是為了愛情，菲莉斯是否漂亮就無關緊要了。可是，卡夫卡發現，婚事與講故事是兩種相當不同的生存方式。前一種自制人工氧氣的行為需要一個女性的她者，後一種自制人工氧氣的行為排斥任何一個他者。這兩種行為製造出來的人工氧氣是不同的，而兩種氧氣都是卡夫卡需要的。 同菲莉斯兩次訂婚、兩次解約期間，卡夫卡給菲莉斯寫過好幾百封信（僅眼下經人整理出來發表了的就有五百多封）。寫這麼多的信，說明卡夫卡不是個耐得住寂寞的人，他的生命需要敘述，也需要傾聽自己敘述的人。 寫這麼多信，也表明卡夫卡在是否要結婚這件事上，費了不少心思。卡夫卡解除婚約，顯然與他自制另一種人工氧氣的生活需要有關。 在給菲莉斯的信中，卡夫卡寫道： 我的生活在根本上無論現在或過去，歷來都是由寫作的嘗試所構成，……倘若我不寫，我便等於是癱在地上，只有被清掃掉的份。 我與寫作的關係和我與人的關係是不可改變的，它們建立在我的本質中，而不是暫時狀況。為了我的寫作我需要孤獨，不是“像一個隱居者”，僅僅這樣是不夠的，而是像一個死人。寫作在這個意義上是一種更酣的睡眠，即死亡，正如人們不會也不可能把死人從墳墓中拉出來一樣，也不可能在夜裡把我從寫字檯邊拉開。 給未婚妻寫信說，自己的美好生活想象是做一個“孤獨的死人”，不是好奇怪嗎？ 的確如此。 不過，對於卡夫卡來說，不僅不奇怪，而且是十分認真的生命問題：他需要的妻子可以不漂亮、可以與她沒有什麼共同的情趣，卻不可以讓他無法寫作。為了寫作，孤單是必要的。為了寫作，卡夫卡想做“地窖人”甚至活的“死人”。他找妻子的尺度因此不是兩廂情願，而是這個女人是否能承受一個“地窖人”、甚至活的“死人”。 於是，我們就讀到了卡夫卡寫給菲莉斯的那幾封討論“孤獨的死人”是否可能有婚姻生活的信。其中一封信中卡夫卡對自己的未婚妻說，他平生只想呆在一個陰暗、潮溼的地窖的盡頭，每天足不出窖。到了吃飯的時候，有人——最好是自己的妻子——把飯送到地窖口。那樣的話，他就會寫出令自己稱心如意的小說，為自己製造出純淨的氧氣。 寫作和吃飯——更不要說上廁所，夫妻還是可以各行其事的。但如果夜裡倆人不睡在一起，結為夫妻可能就沒有必要了。僅僅為了有人送飯，並不非要有一位妻子不可。 妻子構成一種生活的情調、一種生命的空氣：共同生活中相互逗趣、相親、纏綿、攙扶的空氣，與孤獨地喃喃敘事的空氣不同的空氣。卡夫卡在給父親的信中說，每次訂婚前，自己總是翻來覆去想好久。他肯定想到過，若與某個女人結為夫妻，是無法拒絕夜裡睡在一起的。卡夫卡學過法律，他當然知道，拒絕與妻子睡在一起，做一男一女的倆人該做、只有一男一女的倆人才能做的事，妻子可以告到法院，讓他吃官司。要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刻，卡夫卡只想點著燈看書——當然最好有一個女人依偎在身邊，而這個女人（如果是自己的妻子）想與自己做應該做的事，怎麼辦？ 小心翼翼的卡夫卡非常細緻、審慎，他要在訂婚前先問清楚，如果發生這類情形，菲莉斯是什麼態度。 於是，就有了那封與菲莉斯討論袁枚與其女友深夜奪燈的事的通訊。如今只能看到卡夫卡留下的書信，菲莉斯的看法無從得知。不過，對我要講的故事的主角來說，這已經夠了。 為什麼袁枚在深夜時分要與女友、而不是妻子呆在一起？卡夫卡對菲莉斯寫道：袁枚非常明智，這關係到奪燈的權利（可見卡夫卡多有法律意識！）有多大。女友意味著，這個女人不是時時都守在袁枚身邊，她與袁枚度過的一夜只是“偶然的一夜”，與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