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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奪燈——熄燈做一男一女倆人應該做的事，只是想贏一次。“由於她長得美麗而又只想贏一次”，袁枚與她奪燈就不是一件痛苦的事，反而是一次逗趣，有“足夠的歡樂”。 如果是妻子，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妻子意味著時時都廝守在袁枚身邊，奪燈的深夜“不是偶然的一夜，而是所有夜晚的一個例子，當然不僅僅是夜的例子，而是整個社會生活的例子，這種生活是一場圍繞那盞燈的鬥爭”。女友與妻子的不同，不僅是倫理關係的不同，重要的是權利不同：在夫妻關係中，作為丈夫——卡夫卡清楚得很——自己孤獨的權利是受限制的。袁枚與女友沒有婚姻契約關係，倆人的相處好像社會學家涂爾幹說的有機連帶，是情意的相契，無需法律上的契約來拉扯——興許這裡還可能出現愛情。 沒有契約，也就沒有雙方的權利和義務——愛情與權利和義務毫不相干，所以，女友根本沒有（也不必有）奪燈的權利、袁枚也沒有（也無需有）必須允許奪燈的義務。這樣，與女友奪燈才可能是倆人之間的歡樂遊戲。 至於妻子呢？就讓卡夫卡害怕了：妻子有權利，卡夫卡有義務。什麼樣的權利和義務？ 一個妻子則永遠有理，她所要求的不是一個勝利，而是她的存在，這不是那個俯在書本上的男人能夠給予她的，即使他只是整天整夜裝模作樣地看著書，心裡除了妻子外別的什麼都不想，他愛她甚於一切，但恰恰是以他天生的無能愛著她；即使如此也仍然無濟於事。 卡夫卡害怕結婚的原因已經很清楚了：他害怕妻子向他要求自己的存在，結婚就意味著他有義務向她提供這種存在。卡夫卡清楚，自己無力向她提供這種存在，否則，他自己的存在就被抹去了。卡夫卡也沒有忘記對菲莉斯提到，孤獨的“書呆子”的“住所是空空蕩蕩的，那裡沒有孩子”突然蹦蹦跳跳出來圍住父親。這無異於說，即便卡夫卡要同菲莉斯結婚，也不能生孩子。&nbsp&nbsp書包　網　87book。com　想看書來

卡夫卡為什麼要同自己不喜歡的女人訂婚？

這樣一個“孤獨的死人”為什麼又非要結婚呢？ 因為他也想女人，渴望有一個女人在自己身邊，渴望她的愛撫。這種渴望的強烈程度可以從卡夫卡致友人的一封信中看出來：“我如此急切地需要一個人，希望她來愛撫我。所以，我昨天和一個妓女在旅館裡相會了。”與菲莉斯保持曖昧關係時，卡夫卡曾給菲莉斯寫信說：“要是我能讓你在我身邊這張小沙發上坐下，擁有你，看著你的眼睛，那該多好。” 既想孤獨，又想有一個女人在身邊，這就是卡夫卡的身體感覺的悖論。就在給菲莉斯寫信說希望她能坐在自己身邊的小沙發上的同時，卡夫卡卻在日記中對自己寫道：“我要不顧一切地得到孤寂，我只有我自己。” 如何解決這個悖論？ 卡夫卡與菲莉斯進行了曠日持久的談判，寫了幾百封信，不外乎嘗試不僅要菲莉斯明白，而且接受，卡夫卡想要她的時候，就希望她在身邊，不想要的時候，就要限制她想要與他在一起的權利。 有的女人唯一的生命願望就是要與自己喜歡的男人在一起，卡夫卡卻有兩個生命願望：孤寂中的寫作和與一個女人在一起，但這兩個願望不幸——卡夫卡覺得——是相互牴觸的。大概很少有女人不認為，卡夫卡是一個過於自私的男人。不“自私”的含義，在一個女人那裡指的是想著“我”、“毋忘我”，如卡夫卡說的“要求她的存在”——也許，菲莉斯真的在給卡夫卡的回信中說過他是個“自私”的男人。這差不多已經是一種道德上的歸罪，對卡夫卡造成了心理壓力。 本來，卡夫卡要在孤獨中編織故事，只是要擺脫父親的教育帶給他的“虛弱、缺乏自信心、負罪感”，如今他感到也必須編織故事來擺脫未婚妻帶給他的“虛弱、缺乏自信心、負罪感”。　《訴訟》中的故事主角、銀行高階職員K自覺到“我好像一直在找女人幫忙”，《城堡》中的故事主角、土地測量員K也如此。卡夫卡同菲莉斯保持長達兩年的情人關係而且再次訂婚，莫非是為了“找女人幫忙”？幫什麼忙？這種自救行動為什麼要把一個女人拉扯進來？為什麼要“找女人幫忙 ”？ 無論如何，卡夫卡與菲莉斯兩次訂婚、兩次解除婚約，他對菲莉斯的負罪感只有編織更多的故事來解脫。卡夫卡編織故事是一種道德上的補贖行為，不僅對一個男人（父親），也為一個女人（未婚妻）。 昆德拉喜歡講卡夫卡的事，從講卡夫卡講的故事講到卡夫卡私人的事。可是，昆德拉竭力反對從道德方面來理解卡夫卡講的故事，一口咬定卡夫卡講的故事不帶有道德的、宗教的凈化意圖，只表明了一種人的生存處境。卡夫卡的日記和筆記證明，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