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第2/4 頁)

多如牛毛。我歪著腦袋想半天也難以回答。周大爺又是嘿嘿一笑說：“還是兩個。一個男演員，一個女演員。”

對於周大爺這機敏的回答，在我整個童年中都充滿敬意。多少年後才得知，周大爺答案的精髓，也是師承前人。前一個脫自鄭板橋，後一個脫自李笠翁。

現在我又見到一則有關“兩”的故事：乾隆皇帝遊江南，爬上了鎮江金山寺，龍目一望，見江面上往來船隻如梭，就問身旁一位老和尚：“僧家，你在這裡住了多少年啦？”老和尚答：“住了幾十年了。”乾隆又問：“你既住了幾十年，可能告訴我，你每天看見長江上有多少船隻往來。”老和尚答：“只看到兩隻。”乾隆驚奇地問：“何為兩隻？”那老和尚不慌不忙地說：“人生只有兩隻船，一隻為名，一隻為利。”乾隆聽後感慨不已。

是的，對人來說，任何群體與個體都會經常遇到名和利的問題。俗話說：“人生在世，吃飯做事。”“吃飯”，當然牽扯著利，做事，自然關係著名。既然如此，我們又當如何對待名利的問題呢？

還是先看看伯夷與叔齊的故事。

伯夷與叔齊都是商末孤竹國國君的兩個兒子。伯夷名允，字公信，為老大。叔齊名致，字公達，為老二。相傳其父君臨死時留下遺命，讓老二叔齊繼位。及至父死後，叔齊不做國君，要讓位於伯夷。伯夷心想，父親既然有遺言讓叔齊接位，我怎麼可以接受他的推讓呢？於是就逃跑。叔齊看到哥哥一跑，自己也隨他同跑，都是為了躲位。二人跑到周國，時值周文王死後武王正誓師伐紂，於是兄弟二人便叩馬相諫，指責武王父喪用兵不孝、為臣弒君不仁。武王左右的人很惱怒這事就要殺死伯夷叔齊。武王堅決不準，以為他們是“義人”，將他們赦釋。武王滅商後，伯夷叔齊恥食周粟，便逃隱首陽山（今山西永濟南），采薇而食，餓死山中。（見《史記·伯夷叔齊列傳》）

這段故事大約就是我國記載較早而又影響最大的淡泊名利的典型例子了。試想一想，老國王死了，順理成章得到一個王位，但是兄弟二人你推我讓，誰也不去繼位，反而雙雙逃位。不是把名利看得很淡的人，做得到嗎？武王滅商後，伯夷叔齊為顯清白，不做“貳臣”，乾脆逃到首陽山中，不食周粟，而靠挖野菜充飢過日子，終於餓死首陽山中。不是冰清玉潔之人，能夠堅持這種“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操守嗎？

還有一段類似的故事也很感人。三國時候，管寧與華歆均為同學少年。一次他們一起挖地，管寧挖到一塊黃金，看都不多看一眼就當泥土丟開。而華歆卻過去多看了一眼才離去。這樣管寧就與華歆絕交了。為什麼呢？因為管寧從華歆多看一眼黃金的細節上，看出了華歆不是安於淡泊的人。果然後來華歆扶助曹丕篡漢，做了大官，也成了千古罪人。於是管寧就一生在樓上讀書，永不下樓謀事。這意思很明白：“樓下黃金樓上人”。樓上之人儘管清貧，但清貧之人是決不肯與汙濁之人混為一談的；骯髒的土地就在我足下，但清白之人是決不會踏上一腳的。看看這裡的主人把清白與汙濁的界限劃分得多麼分明！

此類故事多矣，恕不贅言。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東方文化在名利問題上歷來主張清貧、淡泊、節制、聖潔，頂多退讓到“君子生財，取之有道”。或者“審時度勢”，“功到名成”足矣！而凡是追逐、貪婪、淫逸、享樂和巧取豪奪、欺世盜名等等觀念和行為，什麼時候都會遭人唾棄的。

在當今市場經濟條件下，堅持無產階級的義利觀尤其顯得重要。因為名利問題的“兩隻船”已經更加突出地擺在了我們面前。在某些場合下，就等於是名利的“地雷”、名利的“陷阱”埋沒在你身邊。這就要求我們，腳莫亂踩，一亂踩往往傷殘人生；手莫亂伸，一亂伸往往被捉住；船莫亂上，一上錯了許多時候就難以下來。最好的態度是：名利淡如水，事業重如山。該得到的，什麼時候都能得到；不該得到的，什麼時候都不去想它。

。　想看書來

賽先生賽跑

1919年1月，陳獨秀在回駁對《新青年》的批評時，第一次使用了“德先生”和“賽先生”這一暱稱，我以為這算得上中國翻譯史上的一道閃電。他說：“本志同人本來無罪，只因擁護那德莫克拉西和賽因斯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來，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