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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南雄往返航線，看來，只有選擇那個倒黴蛋吳士。報務員好配，但副駕駛……本來“海軍准將”是不應該停下來，但黃寶賢當仁不讓地堅持“新航線”一定要選一位中國人，那就只有陳文寬。

這是中國政府絕對“控股”的航空公司，新航線的考察和開闢也理所當然地要由中國人參與，這也是“國家主權”，是“榮譽”。

事關國家“主權與形象”，平日裡平和謙讓、一直與邦德和睦相處的黃寶賢在選派飛行員上與頂頭上司據理力爭、絲毫不讓。

理由也是如此充分。

適時除陳文寬外，“中航”又增加了3位由中國人擔當的正駕駛：黃官悅、譚歡在、陳鴻恩，雖然都可以獨立飛行，但與那些資深機長相比，邦德還是有些不放心，去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還是保險係數越大越好。

“*”方式，相互妥協，雙方都退讓一步，機長（正駕駛）吳士，副駕駛由中國機長擔綱。

陳文寬一直駕駛水上飛機，技術好，又是從美國歸來，口語好，便於正副駕駛員之間溝通。

選擇正駕駛吳士還有一個重要“理由”——他曾兩次遭遇日機，既在陸上迫降又能“落”在水面，不折不扣的“海陸空”大全，可謂“臨戰經驗”豐富。這次開闢新航線所要飛經的區域都是從來沒有去過的地方，誰知道是否會遇上日本戰鬥機。

沒有老“姜”，就要稍“老”一點的，總不是壞事。

按照上述4點，此次飛行應在中國、印度、緬甸三國交界這麼一個地域，應該是DC—3飛機所能達到的最大航程。

大致劃分一個飛行區域，沒有航圖，沒有氣象預報，所經山系沒有任何標高，只能是靠目視看著前面飛，所經地區大部分是人跡罕至，談不上什麼地面指揮。

飛哪算哪。

國內段計劃是從重慶——昆明，然後飛至緬甸臘戌。

重慶珊瑚壩機場，清晨，天空中剛剛放出一點光亮，地勤人員就開始圍著一架DC—3忙碌，作起飛前的最後準備工作。一切幾乎都是按著事先擬訂好的程式進行，只是機組成員和隨行人員上有點變動——陳文寬和他的“海軍准將”有緊急飛行任務，沒能來。恰好夏普前一天從香港飛回，於是臨時把他調來。機長仍是吳士，報務員祖羅（Joe　Loh）。本來原定是黃寶賢跟機，飛機都快起飛了，不知是什麼原因（後來得知是突然生病），黃寶賢沒能按時出現在現場，就在艙門關閉那一刻，邦德跳了上去，他成了這次沒有“飛行編號”的航班、重慶——昆明——臘戌航段中唯一的　“乘客”。

1941年11月23日下午，DC—3再次從巫家壩機場騰空而起，夏普、吳士、祖羅和“中航”副董事長威廉·蘭霍恩·邦德，隨同飛機一同駛入了茫茫雲海。在他們的前面，是一片佈滿陰霾的未知的天空。

懵懂的一次飛行

DC—3離開地面後，與以往飛行完全不同，吳士沒有像往常那樣加入“既定航線”，其實也無“航線”可加。他和夏普大致推斷一下方位，然後把機頭對準緬甸臘戌方向。

抵抗到底的國民政府（10）

邦德在飛機起飛最後一刻跳上來也有另外一個原因：在新航線計劃還在黃寶賢、邦德腦子裡轉悠，還在“中航”紙上探討時，邦德就曾親赴仰光和英國官員商談。要在未獨立的緬甸找到一個基地，修建一座機場，取得“主人”——英方的同意和支援是必不可少的。幾經商談和交涉，總算得到對方的許可，最後，邦德邀請英方待日後一同參與新航線試飛，英方同意了邦德的建議，並應承一旦“中航”飛機到了臘戌，他們將專程從仰光飛來。

邦德一行到了臘戌，預計是在這裡和英國人匯合。哪曾想足足等了1天多，才等到從印度加爾各答啟程並在仰光改乘一架輕型轟炸機

而來的英國人。一向守時的大不列顛紳士遲到的原因也很簡單，從仰光飛赴臘戌時，一股突如其來的暴風雨竟然把英國人所乘坐的轟炸機吹離既定航線100多公里以外，以至於時間耽擱。

英國人一邊為由於沒有運輸機而不得不乘坐轟炸機解釋不停，一邊又為姍姍來遲而感到赧顏，邦德倒沒有把這等事情放在心上，真正讓他倒吸一口冷氣的是，一股很小的、並不是很強烈的暴風雨就可以把一架轟炸機吹離航線，且偏航如此之大，那麼可以斷定，新航線開闢後，今後也許不用雨季，可能一陣小小的風，就能把“中航”所有飛機吹得無影無蹤。

剛剛出徵即當頭捱了一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