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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於黨見的參差,乃原因中之最微末者。……悲哉!三年同住,一旦分離,二歲小孩,已無母親,人孰無情,誰能遣此。褚氏固別有心肝與志氣者,我哀其志,悲其遇,壯其抱負而嘆我們的無緣。”
張競生因愛生恨,在褚松雪高飛遠颺之後,他也心灰意冷地離開了難以為繼的上海藝術大學。
二、《新文化》始末(1)
1926 年11 月,在北上無門南歸無路進退兩難的窘境中,在失去母愛的嬰兒的啼哭聲中,張競生一掃頹氣,置之死地而後生,決定於遍地黃金而又處處陷阱的上海灘開創他人生最重要的事業,在幽僻的法租界豐裕裡謀劃籌備創辦《新文化》月刊。
以發軔於19 世紀60 年代由英國倫敦教會創辦的墨海書館為先導,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壯大,上海成為麇集了中國最大多數報刊和出版社的城市。以1925 年至1929 年為限,僅先後出版的各類小報,竟有七百多種,有時一天就會有數十種小報問世。依託各家書局和出版社創辦的刊物更是數不勝數,其中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世界書局、開明書店等各大書局均自辦一家或數家雜誌,互相競爭,各擅勝場。
張競生作為一個外來者、陌生人,居然要在這個鑊煮鼎烹的大屠場中分得一杯羹,豈非不自量力與狂妄無知?然而,張競生果真是吃了豹子膽,他不僅不把上海灘放在眼裡,而且藐視國人,把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文化成果貶得一無是處。張競生記得,民國元年,孫中山在一次演講中指出:“革命成功,全仗報界鼓吹之力。”而時至今日,新文化革命遠未成功,張競生不客氣地說,到如今我國尚脫不了半文明半野蠻的狀態,尤為可惜的是連這一半文明尚是破舊的、腐朽而不適用的!所以從現在起要以真正的新文化為標準,對於一切事情——自拉屎、交媾,以至思想、文化,皆當由頭到底從新做起,這何消說是一件極困難的事情,又何消說我們對此責任的重大與工作的艱難了。可是,我們不敢以此自餒,還要以此自負。
我們大膽地掛起這個“新文化”招牌來,一切皆以這個新文化為標準;若他是新文化,不管怎樣驚世駭俗,我們當儘量地介紹,並作一些有系統的研究;若他不是新文化,不管他在歷史及社會上有多大勢力,我們當竭力攻擊到使他沒有立錐之地仆倒滅亡而後已。這是張競生搶佔上海灘輿論陣地吹響的號角,創辦《新文化》月刊豎起的旗幟。在這樣的旗幟之下,張競生集結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文化人,他們是彭兆良、羅直敷、谷劍塵、陳嬰、王劍侯等人,開始了上海灘上最為冒險也最為刺激的創業。
張競生親自確定辦刊方針、欄目設定、總體風格,親自向蔡元培、吳稚暉、張繼等社會名流約稿,登門拜訪了青年裝幀家陶元慶,請他為刊物設計封面和裝幀版式,安排彭兆良翻譯藹理士性心理學著作,並趕寫了不少重要稿件。經過一個多月緊鑼密鼓的籌備,《新文化》月刊於1926 年12 月正式創辦,雜誌為大32 開本,每期131 頁,每月1 日出版,由新文化社編輯,張競生擔任主編,社址設在上海法租界薩坡賽路豐裕裡94 號,就在張競生住家的樓下,由上海新亞公司印刷發行。
《新文化》創刊號於1927 年元旦在上海閃亮登場,向國內外公開發行。為使讀者一新耳目,張競生可謂費盡心機,他原來請陶元慶為創刊號封面設計了一幅三色的“虎嘯獸林”圖,因為製版太差臨時撤版,改為一幅“巨鯨出海”圖,圖的下面是一個大三角形,印上了“中國最有新思想的月刊”文字。這樣圖文並茂,寓意這份橫空出世的月刊,將像巨鯨出海一般,在波濤洶湧的中國新文化的大海里激起新的波瀾。張競生在《〈新文化〉月刊宣言》中開宗明義地指出:本刊有兩大特色,一是本雜誌所選材料必定新奇可喜,當使閱者興高采烈,不似一般雜誌抄襲陳腐令人生厭;二是開設“辯論”專欄,務使各人對各種問題,淋漓發揮,盡情討論,而使閱者覺得栩栩有生氣,好像身臨千軍萬馬的筆墨戰場一樣。以此為標準,《新文化》共開闢了四大欄目:一是社會建設欄,主要研究教育、政治、經濟、婦女、宗教、外交、軍事等問題;二是性育美育欄,側重於以科學與藝術的眼光,討論性育與美育這兩個問題;三是文藝雜記欄,主要刊登文學、藝術、風俗、時事、筆記等有鮮明特色的內容;四是批評辯論欄,重點是中外學說批評、讀者來信討論的意見等。總之,張競生創辦的《新文化》,以新為號召,以美為依歸,以性為武器,向舊傳統、舊文化發起新的衝擊和戰鬥。
二、《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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