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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就揹著包裹，騎著青牛出關去了。而就管仲來說，他有了一個機會，使得他的濟世情懷得以實現。換句話說，管仲就像是老子的現實版，是一個兢兢業業克己復禮的老子，是一個將思想從半空中拉回到現實中的老子。按照我的理解，管仲的思想完全暗合了老子的“道”與“德”。他所做的，就是在“道”與“德”的總綱之下，制定法度，判別是非，公正賞罰，以公正和不偏不倚推動社會程序。“政之所在，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管仲這一段話的中心意思，跟老子的《道德經》不謀而合，看得出來，他們的出發點，都是參透天地，然後尋找合乎天地民意的手段。

當然，就管仲的手段而言，謀略和權術佔據了重要的地位。不過，就管仲那個時代而言，無論是他的權術也好，謀略也好，不擇手段也好，還是有著大氣象和大胸襟的。並且，靠著這樣的大氣象，管仲架構起了一個大國的管理格局。這種由謀略的廣博和心機的深刻而發散開來的大氣象，對於社會的進步，起到了極大的推進作用。只是到了後來，隨著時間的推移，權與謀變得越來越普遍，也變得越來越扭曲變形。漢武帝時代，陰鷙的權謀和善變已經讓人感到心驚膽戰了，只不過那時的權、勢、術還支撐了國家的強大；到了三國時代，曹操可以說是將權、勢、術運用到登峰造極的一個人，同樣值得慶幸的是，有著分裂人格的曹操還能盡顯韜略，擁有一腔熱血和天地情懷，這些，還能稍稍彌補一下手腕的毒辣吧。不過到了這個時候，權術和謀略已明顯是一柄雙刃劍了，每每出鞘，都讓人膽戰心驚。而當社會普遍擁有著這種制勝權謀，人們的思維方式和心思不再幹淨的時候，中國文化從總體上已顯得不太健康了，它缺乏足夠的元氣去掙脫泥淖，也沒有清澈的形而上去濯洗。當政治的核心被越來越多的權謀、謀略、權術佔據之時，哪裡會有善良和清明呢？整個政治，必定墮落為一塊腐爛惡臭的沼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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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與實　三

在我看來，這位出生於安徽潁上的一國權臣，應該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最被低估的人。

與老子一樣，管仲也算是孔子的同時代人。不過，管仲顯然要比孔子大很多，按照時間推算，孔子出生的時候，管仲已經逝世數年了。如果把管仲與孔子進行比較，更可以看出管仲的不凡了。孔子在《論語》中自誇：“如果誰用我執政，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但事實呢，似乎不像孔子想象得那麼容易。孔子五十二歲那一年，受魯國國君重用，三年之後孔子離開魯國的時候，根本沒有出現三年有成的局面，相反，因為殺了一個少正卯，限制了魯國的思想自由，也影響了魯國的經濟發展。跟管仲相比，孔子既不能像管仲那樣教育農民怎樣種莊稼，也不懂得怎樣選拔人才，更不懂發展經濟要用非常手段、軍事要搞陰謀、外交要當面一套背後一套了。孔子只會重複那一套恢復周禮的論調，天真地以為只要實現了他所倡導的那一套意識形態，就能治國安邦平天下。一個脫離實際的理想主義者，儘管也有他本身的價值所在，卻是無法治理好國家的。

從現代政治的角度看，管仲的才華，除了表現在軍事和政治上，還表現在經濟、哲學、法律、外交、教育、人才、管理以及道德倫理等各方面，既有治國平天下的實踐經驗，也有相關的理論總結。按照常理來說，這樣一個開拓政治局面，影響歷史發展，並且導致社會產生巨大變化的人，應該是有崇高的思想地位和歷史地位的，但在中國歷史上，管仲的地位，似乎遠遠低於同時代那些懷才不遇的“空談者”，比如孔孟、老莊等。連司馬遷在《史記》中，也只是將管仲列入《管晏列傳》，總共只有數百字的篇幅。漫長的中國歷史，只有晚清時的梁啟超算講了一句公道話，認為管仲是“中國之最大的政治家”。現在看起來，梁啟超的這一說法，一點都不為過。

值得一提的，是孔子對於管仲的評價—在《論語》中，孔子對於管仲的評價有兩處，一處是有人問孔子：“管仲儉樸嗎？”孔子的問答是：“管子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意思是管仲將一些市租據為己有，不算儉樸，即不算廉政。另一處是子貢和子路問孔子，對管仲背叛公子糾輔佐齊桓公怎麼評價？孔子的回答是：“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意思是：管仲輔助齊桓公做諸侯霸主，一匡天下，要是沒有管仲，我們都會披散頭髮，張開衣襟，成為蠻人統治下的老百姓了。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