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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嗎？然而，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一個人某一時段的某些作為絕不能夠成為孤立的、超然的產物，而只能是其事物本質的一種反映過程。汪精衛早年的革命，恰恰是其日後走向深淵的偽裝與冒險生涯的開始。也就是說，他的詩歌，無論形式與藝術層次如何都只能是一種反面教材。

那麼，當我們設定了或多或少的框框套套來以此作為詩人們入選的條件以後，是否這種評選就可以順利進行了呢？我的答案依然是不確定的，原因在於有關於一些類似評選之類的現實存在使我不得不認識到，任何時候，任何條件下，關於文學藝術的高低貴賤之分都只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強求不得的。譬如說，前一時期，某網路評選中國二十位最受歡迎的作家就是一例。

在這次評選中，蘇東坡這樣的大家也僅僅有幸忝列20名之中，而更慘的要屬詩祖屈原和老李老杜以及小李小杜他們，根本擠不進前20去，當然，若是再和壓根就連那20名後的提名圈都沒有入圍的曹雪芹、吳承恩、馮夢龍、吳敬梓等人相比，則這些詩人們又要算是幸運的了。之所以出現這種令吾輩文人頗有些顏面掃地，也頗令某些策劃了這種所謂文化活動的高人多少有些尷尬的局面，原因在於文化觀念的不同與文化層次的落差，同時也在於當局者與網路眾生的資訊不對稱。盲人摸象，焉得真容耶！從另一個方面來說，即今而論，形形色色的各式評選名聲已然是不太好了的，當此時也，如若郭某真個將李白、杜甫、李商隱、杜牧們硬拉出來湊一回真真“海選”或暗箱操作的“評比”，則從心底害怕辱沒了那些聖潔的先人。更何況，真正優秀的作家與作品是要由時間來檢驗的，韓愈說得好：“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而往往紅極一時的某些作家與作品則經不住歷史的考驗，君記否，曾幾何時，所謂的“××詩”與“××流”不是得勢於一時，也曾產生過那麼幾位好像“前不見古人”的代表人物嗎？可是，僅僅20年光景就從“河東”晃到“河西”去了？匆匆過客，僅此而已！為了讓我們聖潔的詩人們繼續保持那份高雅與純樸，我還是不要做什麼費力不討好的給詩人們排座次的嘗試了吧！

我心坦白，我意真誠，我親愛的讀者與觀眾們見諒了。

宋人氣度之再思考

讀史品詩系列做了五十期了，這期間要說哪篇文章真正是意猶未盡，我個人倒未曾細想過，偏偏就有網友透過部落格提了意見，認為“宋人的氣度”當是真正應該再發掘一下的。說真的，所謂再發掘一下又是什麼意思呢？思而三之，灑家以為還是從讀史品詩這個本意上再談一下的好。

前面已經說過，在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上，相比較而言，不因言而殺人，不因政見不同而在政治上一棍子打死的封建王朝，大宋算是僅此一家，別無分號。類似的情形在大唐的前期曾經有過，但武週一過，冤案無數，大多數便是政治案件。而宋朝，當然是指北宋，就不同了，正如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的，僅以王安石、蘇東坡、司馬光三位文人兼政治家來說，彼此之間，政治上互不相容，但文學上互有唱和，生活中更是關照有加。王安石變法，其為政之手腕不可謂不嚴厲，不可謂不極端，但是，他對政敵司馬光的處罰不過是到東都洛陽去做他所願做的通鑑總編纂去，這個官兒有多大？換了今天的話來說，那就是新聞出版總署的署長了。後來司馬光當政，對王安石新政那是一風吹的政策，但當手下人提議要將王安石殺掉以洩民憤，以謝國人時，司馬光卻說，如果王安石也像你們這樣，咱們這些人有幾個能活到今天，又何談其他呢？蘇東坡一貫行事隨便，一生著述頗豐，別的不說，就他那些詩詞，撂在大清乾隆爺那個時候，找他幾條“反詞”還不是輕而易舉？事實上即使是在當時也恰恰是在這些細節上為人抓到了“把柄”，不大不小給我們的大詩人弄了個“烏臺詩案”，抓到局子裡很不舒服了幾天。這事兒，擱在我們曾經熟悉或不曾忘記的年代，弄個現反之類的是*不離十了，在蘇軾及其家人看來也是在劫難逃的了。然而，最終卻是王安石這個蘇軾政治上的敵人在皇帝徵求意見時做出了具有決定性作用的“判決”：“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而皇帝也就“以公一言而決”。將其貶為黃州團練副使。繼續“深入生活”而已。這樣的事例，我們不知道是否可以稱得上文人間或政治家之間的美談，起碼與魏文帝曹丕所說的那套“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之類相去甚遠，或者說簡直就是西方知識分子所鼓吹的“政治文明”了。而單就王安石與司馬光這種兩“黨”相鬥，政見不同，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