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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糊地告訴他“不嚴重”。盧卡斯想了片刻：　那中國的問題是什麼？

是啊，如果僅僅從經濟增長和物價穩定這兩大度量宏觀經濟健康狀況的核心指標看，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中國經濟總體上“高增長、低通漲”的黃金搭檔足以讓許多國家的宏觀調控當局豔羨不已。

偉人有言，風物常宜放眼量。中國的現狀和未來遠非短期的完美表現可以概括。經濟史一再告訴我們：　停滯會摧毀經濟增長，而經濟的高速增長也可以埋葬增長本身。顯然，對中國而言，後一種風險要大得多。

籠統地說，經濟停滯會帶來絕對貧困的威脅，而高增長的潛在危機則是出現“豐裕中的貧困”的可能性。最近，收入差距問題受到全國上下高度關注，一些改革政策陸續出臺，更根本性的舉措尚在醞釀之中。然而問題在於，持續一段時間以來要求對改革進行深刻反思的呼聲表明，如何確定根本的改革方向仍然是一個遠未達成共識的課題。

所有的問題似乎聚焦在市場化改革與收入差距的關係上。以市場為導向的醫療改革、教育改革和住房改革等，讓很多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學、買不起房。這些問題已經引起了廣泛的不滿。與此對應，很多人指出改革中問題的根源在於改革的不徹底。筆者在這裡想為後一觀點提供一些切實的證據。

筆者注意到，2005年12月1日的《社會科學報》第二版刊發了一篇題為《農民工的工作與生存狀況——來自十城市的調查》的調查報告。它是由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就農民工問題在湖南、浙江和黑龍江三省的九個城市以及天津市進行調查所形成的報告。其中有一個調查專案是農民工的收入情況，附加的對比調查是城市居民的收入狀況。現摘錄結果如下：

1。　農民工（有效回答764人）：

500元以下80人，佔；500—600元144人，佔；601—800元189人，佔；801—1000元155人，佔；1001—1200元80人，佔；1200元以上98人，佔。

2。　城市居民（有效回答755人）：

500元以下152人，佔；500—600元48人，佔；601—800元119人，佔；801—1000元109人，佔；1001—1200元64人，佔；1200元以上263人，佔。

仔細觀察，這其中包含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農民工的收入主要在500—1000元之間，佔。呈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佈。城市居民的收入主要集中在最低檔與最高檔，佔，中間幾檔則佔。呈兩頭大、中間小的收入分化型分佈。

為什麼兩個人群的收入分配會出現如此明顯的不同呢？這裡給出的一個初步解釋是，市場化可能會帶來更加公平的收入結果，而體制因素則會拉大收入差距。

我們知道，在雙軌並存的轉軌經濟中，中國城市中的就業部門可以分為體制內部門和體制外（市場化）部門。一方面，農民工完全在體制外部門就業。原因是，城鄉之間的勞動力流動是一種市場化行為，並且農村勞動力在城市的就業也是在市場部門就業。因而可以說，農民工的收入分佈直接地反映了市場分配的結果，而這個結果通常是因為能力和機會的分佈是一種接近正態的分佈。調查中發現結果正是這種較為公正的橄欖型收入分配。

另一方面，城市居民同時在體制內和市場化部門就業。顯然，在一些壟斷部門和容易滋生腐敗的部門，以及一些分配體制改革滯後的正規就業部門，農民工是難以進入的，而被調查的城市居民則有一部分參與其中。在市場化部門，如果勞動力的素質一樣，那麼隨行就市的結果是，無論是城市居民的收入還是農民工的工資就應該獲得同等的報酬。這樣看來，城市居民比農民工收入差距更大的原因正是體制造成的。也就是說，體制因素是拉大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當然，這其中的一個問題是，把調查中發現的城市居民收入差距超過農民工的部分完全歸結為體制因素也有些魯莽。因為農民工的條件具有相當的一致性：　他們沒有多少人力資本，都是從事簡單勞動，年齡也基本是青壯年。城市居民則不同，他們在教育和所從事的部門等一些方面差異較大，這些是與體制因素無關的，並且同樣也是造成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大於農民工的原因。

即便考慮到這一點，體制因素也是不能抹煞的。在個人收入分配上是這樣，在當前最為關注的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上也是這樣。城鄉之間的二元經濟體制和地區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