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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如果醫生的工資完全取決於看多少個病人,那麼誤診的機率就會大大增加。
國內生產總值在中國出現所謂的異化,根源正是在這裡。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有多重目標,而當前只拿產出量或物質財富來作為衡量政績的主要標準,就會出現為追求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而忽視甚至以犧牲其他目標為代價的種種做法,就像為了追求採摘量而捏壞草莓一樣。
如果按現有體制非要用某個指標來掛帥的話,我覺得國內生產總值還是較好的選擇。研究顯示,國內生產總值與一個社會經濟整體發展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係。也就是說,國內生產總值不能代表一切,但它的確代表了很多。更重要的是,經過大半個世紀的完善,國內生產總值有了一整套科學嚴謹的核算體系,這一點別的指標難以比擬。幸福指數這個指標主觀性很大,何謂幸福完全視個人感受而定。如果我們以幸福指數來統領我們的各項工作,那麼改革開放以來的很多成果就不會出現。調查顯示,農村居民的幸福指數一直高於城市居民,雖然城市居民享受更高的國內生產總值和其他福利。現在很多人都會想著回到幾十年前,那時候山清水秀,民風淳樸,漁謠牧歌。 電子書 分享網站
用幸福指數取代國內生產總值能否更幸福?(2)
實際上,人們已經開發出大量的指標來彌補國內生產總值的不足。我們有專門的碳排放指標,空氣指數和水汙染程度指標、森林覆蓋率指標,以及在這些指標上綜合而來的綠色國內生產總值指標。綠色國內生產總值顯然要比幸福指數要更加嚴謹可行。實際上,在挪威、美國等地,綠色國內生產總值已經有了幾十年的實踐經驗。聯合國還專門開發出了人類發展指數(HDI),這些都能夠作為國內生產總值的補充。此外,衡量就業和收入分配的指標體系也是非常成熟完善的。
把這些指標綜合起來並非難事,並且遠比幸福指數科學合理。問題是,當一個指標過於“綜合”之後,其作為激勵考核的效率就會下降。如果說我們真的需要一個綜合性指標的話,當然希望這個指標是相對客觀的、核算相對準確的,而幸福指數離這個標準相去甚遠。
提倡用幸福指數替代國內生產總值的觀點,有一個隱含的合理性,就是主張淡化綜合指標的功能。因為如果啟用幸福指數,我們將會沒有一個權威的綜合指標,也就不再有用誰來掛帥的問題。其合理性體現在,當前主要以國內生產總值為導向確實沒有必要,在大多數國家並沒有所謂掛帥的指標。之所以說是隱含的,是因為提議者並沒有提到要淡化掛帥的重要性,只不過是要改變掛帥的指標。
筆者認為,我們應該探索變革自上而下考核政績的傳統方式,更多地以自下而上的意見來評價政策的合理性以及官員的政績。對此,有用手投票和用腳投票兩種途徑可以嘗試。就用手投票而言,應發揮人大、政協的作用,改善代表委員與老百姓的溝通。甚至可以考慮直接提供平臺表達每個人的意見,現在電話、網路這麼發達,絕大多數老百姓完全可以實現自己意見的表達,每年對市政結果搞一次民意打分是可以嘗試的。用腳投票是指要素的流動。當前資本的跨地區流動相對通暢,在招商引資的競爭下,工廠搬遷,投資設廠不是特別困難的事。此外,隨著戶籍改革的推進,人口遷移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人們對各地政府及其政策的意見表達。從長期來看,這些方面力量將會逐步強化,並改善對國內生產總值的依賴。因為老百姓的意見和資本人口的流動並不完全是以國內生產總值為導向的,這就要求政府關心其他方面。
總之,幸福指數這個指標顯然不適合作為綜合指標,它缺乏客觀標準和可操作性。綜合指標在當前的中國顯得如此重要,一旦選擇不當將會帶來嚴重後果。民間編制一下幸福指數做個參照還可以,上升到官方層面則不可取。當前國內生產總值掛帥的體制當然需要改變,但指望幸福指數就於事無補。在短期,我們可以嘗試補充更多的輔助指標,來減少對國內生產總值的依賴;在長期,我們更應該讓民意發揮更大的作用,因為沒有人比自己更清楚自己是否幸福。
市場化改革與收入公平: 一項經濟調查的啟示
據說,在中國訪問的諾貝爾獎金得主羅伯特·盧卡斯得知將被安排與中國領導人見面時,為了對可能涉及到的問題有所準備,這位對中國不甚瞭解的宏觀經濟理論大師決定事先向中國的同行們詢問一些基本情況。“中國的高增長率近期平穩嗎?”盧卡斯問道。當他得到肯定的答案後,他又問,“中國通貨膨脹嚴重嗎?”中國經濟學家又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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