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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進步幾乎沒有任何邊際貢獻。相反，商旅賈人則被貶為鑽營小人，創新發明則成了“行而下”的雕蟲小技，這些職業長期以來為賢達士大夫所不齒。由此可見，科舉造成的人才配置的嚴重失當應對中華文明的由盛轉衰負相當大的責任。

再回到公務員熱這個話題。聯絡到上面這個故事，仔細想來，我們就很難樂觀起來。我的看法是，大學生爭相從政，可能意味著類似的人才配置的扭曲。

雖然政府提供的服務對經濟發展是必須的，但總體來說，政府部門的活動是不創造價值的，是對社會資源的消耗。也就是說，政府的活動通常不直接增加整個“蛋糕”的規模，而是“社會蛋糕”的消費者。政府的行為模式對一國經濟增長固然是重要的，但這主要不是靠全社會優秀人才向公務部門的集中，而是依靠政治體制的轉變。

很容易想象，社會最好的人才選擇進入政府部門還是成為企業家和技術人員對於創造財富的意義是有明顯不同的。有證據表明，一個社會中的律師越多，這個社會的經濟增長率越低。律師不可謂不聰明，但反而可能會妨礙經濟增長。由於公務員和律師一樣都不是想著要生產財富而是想著分配財富，因此我相信，如果政府部門集中了過多的社會優秀人才也不是一個好的跡象。

總結起來，大學生報考公務員熱可能對長期的經濟增長帶來這樣幾個負面影響。首先，如果一定時期人才的規模一定，公務員熱意味著從事生產活動的人才會相應減少；其次，高收入支撐起來的公務員熱需要稅率的提升來維持，這將導致生產積極性的降低；再次，人才向政府的轉移會減少推動技術進步的智力投入。這幾方面是我對公務員熱所懷有的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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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幸福指數取代國內生產總值能否更幸福？（1）

國內生產總值指標有很多問題，這個大家都沒有意見。不過，對於用幸福指數取而代之的建議，我是有所保留的。

國內生產總值這個指標並非完美，國內生產總值多少和社會福利高低也不能劃等號。這兩者的關係就像是錢和幸福的關係：　有錢人可能煩惱更多；錢能買到很多東西，但不能買到所有東西。大家也都知道，資源、環境成本都沒有包括在國內生產總值裡。還有一點大家較少提到，那就是國內生產總值沒有反映出收入分配。同樣是1億元國內生產總值，可以是所有人平均佔有，也可以是極少部分人佔有，而這兩種情況顯然是存在極大區別的。此外，國內生產總值高低與就業人數多少也不是一回事。創造同樣多的國內生產總值，就業人數可以差別很大。

因為存在這些缺陷，國內生產總值是否就應該被棄而不用？我們都知道刀具有時會割傷手指，甚至也被用作兇器，但沒有人建議禁止刀具的使用。刀具會產生好的結果，也會產生壞的結果，這取決於使用刀具的意圖，以及是否正確使用了刀具。國內生產總值也是如此。國內生產總值就是用來衡量一個經濟體在一定時期生產物質財富的多寡，設計它的人並沒有奢望它能衡量老百姓的幸福感、資源環境的浪費或者是收入分配的公正度。至於現實中人們將用國內生產總值全能化，用它來代表一切，導致各種問題，錯誤不在國內生產總值本身，錯在人們沒有正確地使用它，就像沒有正確使用刀具傷到自己或別人一樣。

現代經濟國家，無一例外均非常重視國內生產總值，但這並不必然就會帶來與中國類似的問題。我們現行的國內生產總值核算體系是從成熟經濟體引進的。1992年以前我們一直是用前蘇聯的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簡稱MPS，又稱東方體系）來核算國民經濟，此後才轉向西方市場經濟體的國民賬戶體系（簡稱SNA），國內生產總值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指標。在全世界範圍裡，是否採用國內生產總值作為綜合指標和一國社會經濟中出現多少問題，並沒有直接的關聯。如果有關聯的話，那也是採用國內生產總值這個核算體系後，社會經濟會有更快更好的發展，因為SNA比MPS更合理。至少在中國是這樣。

我們真正要反思的是，為什麼採用同樣的國內生產總值核算體系，中國產生了更多的問題？問題的關鍵當然不是因為國內生產總值本身有缺陷，而是因為我們拿國內生產總值掛帥的體制。激勵經濟學表明，當我們擁有多個相互衝突的目標，而只用一個指標來作為激勵標準時，通常就會帶來扭曲。計件工資能夠提高效率，但對於一些行業就行不通。據說僱人採摘草莓時，不會完全將報酬與採摘量掛鉤。因為採摘草莓時，用力稍大，草莓就會較快腐爛。同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