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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上出現了問題。在這一方面，中國仍沒有風險。隨著經濟的發展，財政收入快速擴張。財政向央行不負責任地透支並導致惡性通脹應該不會發生。

這意味著，如果中國維持幣值基本穩定，當前的經濟增長模式可能還會持續下去。也就是說，德龍設想的第二種情形出現的可能性更大。

既然中國能在幣值穩定的情況下維持現有的高增長，同時通貨膨脹也不會過度惡化，那有什麼理由讓中國做出改變呢？事實上，把美元幣值和美國經濟失衡的問題總是歸到其他主要經濟體上，就有失公允。匯率作為貨幣兌換率反映的是國內的經濟基本面。長期以來，美國每年依靠超過8000億美元左右的資本流入維持著經常出現的賬戶赤字和財政赤字。美國的雙赤字是國內消費儲蓄缺口以及社會保障等制度結構造成的結果。解鈴還須繫鈴人，要想調整美國經濟的失衡需要其自身做出結構調整。並且，按照匯率理論，美元應該加速貶值，以便恢復經濟平衡，就像西方國家依據這個邏輯讓人民幣升值一樣。美元沒有做出充分調整，也就沒有理由要求人民幣立即調整。實際上，無論是對中國還是對美國，都需要時間解決國內的結構性問題。

那麼，誰是全球經濟麻煩的製造者？是中國還是美國？由於中國和美國的情況正好相對，說一方製造了麻煩，那另一方一定也是。從內外均衡角度來說，長期順差和逆差都是不合理的，都需要做出調整。可是，有什麼理由把所有問題都歸到順差的一方呢？實際上，如果美國經濟和美元定位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國際主要經濟體之間的失衡就不可能徹底消除。1971年8月15日，美國總統尼克松單方面宣佈停止美元和黃金的兌換，迫使日本和西歐發達國家提高對美元的匯率。這就是匯率史上有名的“尼克松衝擊”。1985年，經美國牽頭，西方七國財長和中央銀行行長透過“廣場協議”，要求日元等貨幣升值。這些事件看上去像是，誰發展得快，誰就應該承擔全球失衡的責任。然而結果是，所有這些努力都沒有改變美國的貿易逆差。

把中國（具體而言，指人民幣匯率）當作全球麻煩的製造者，實際上是在說應把人民幣當作一個政治問題。既然如此，中國就應從自身的現實自主考量人民幣的未來。

話說回來，人民幣問題不應服從國際壓力並不等於人民幣就不應該升值。從宏觀經濟政策目標來看，維持人民幣基本穩定主要是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的需要。問題是，這樣做可能仍是在支援低效率的增長模式。中國出口競爭力固然得益於廉價勞動力，但同時也得益於廉價的環境和資源成本。人民幣升值可以限制投資和出口驅動的經濟對環境的透支。同時，延緩升值會將社會財富進一步引向資產部門，資產部門高漲在加大經濟風險的同時，也對收入分配造成巨大壓力。

曼昆在他暢銷的《經濟學原理》中有一句企業家說的話：　如果行業龍頭老大註定是最大的汙染製造者的話，我欣然接受這一稱謂。作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之一，把中國稱為麻煩製造者，或許是其影響力增加的一個副產品。事實上，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美國不也扮演著這樣的雙重角色嗎？

羅馬不是一日建成的（1）

戶籍管理制度所造成的問題一直是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甚至成為公眾情緒的發洩物件。近年來，戶籍改革在實踐上也得到了部分地方政府實實在在的支援。最近的情況表明，這種支援和改革大有成為全國普遍行動之勢，要求在全國範圍內透過立法取消現存城鄉二元戶籍制的呼聲不絕於耳。這表明，現代社會對弱勢群體的關注越來越多，“三農”問題終於有望走上治本之路。

然而，理由充分的訴求不能代替我們的理性思考。我們雖然找到了正確的出發點和目標，但過程和手段同樣十分重要。有跡象表明，對於戶籍管理制度的普遍取消所帶來的巨大沖擊，不少人可能還沒有充分地意識到。正如“羅馬不是一日建成的”，筆者擔心，如果透過立法將現存戶籍制度“一刀切”取消，會使問題更為棘手，很可能會造成難以預料的破壞性結果，而這是大家所不願看到的。

幾年前，北京一位知名教授上書全國人大，認為1958年開始實施的《戶口條例》不僅違背了憲法關於保障公民遷徙自由的基本憲義，而且其第三條、第四條、第十條、第十三條等也涉嫌違背現行《憲法》的其他若干具體規定，導致農民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受到種種歧視和不公平對待，阻礙了農村城鎮化的程序。

在這樣的背景下，現存的戶籍管理制度幾乎成了過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