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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解）以及城鄉生活方式難以抹去的差別（富裕的村民對城市生活仍極其嚮往），這些困難是難以克服的；而龍港受到的卻是體制的束縛，正是我們應改革的物件。實際上，解決南張樓困難的根本途徑正是體現在龍港的模式之中。龍港的城市化代表了市場的趨勢：　城鄉差距的存在和拉大，本身就說明市場在城鄉之間是不平衡的，就應該創造機會讓農民洗腳進城，南張樓以農村為立足點的模式終究會受人多地少和傳統體制的約束，城鄉二元結構終難破除。這種模式或許能在個別地區成功實行，但不應成為政策的立足點，因為，讓近8億農民中的大多數留在土地上是與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背道而馳的。

‖城鎮化模式之辯‖

與主張大力推行南張樓模式的想法類似，有人認為，目前上海市的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已經達到甚至超過了城鎮居民水平，因而農民收入提高的關鍵是立足於農村，大力推動農業產業化和非農產業的發展。這種思路在上海這類城市或許是可行的，但在中國大多數地區是不可能實現的，至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裡是不現實的。之所以上海可以，正是因為其城鄉人口比重已經相當合理，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漸漸消失，而這種情況的出現，在諸如四川、安徽這樣的中國代表性省份還遙不可及。

有關研究表明，在中國，將經濟發展水平、居民健康、教育水平、環境汙染、交通狀況、佔用土地等指標綜合在一起加以比較，人口在100萬~400萬左右的城市的綜合效益最好，而小城鎮的效益是最差。因此，普遍推行人口在小城鎮就業的南張樓模式是不符合我國國情的。可行的戰略是逐步破除各種限制人口流動的障礙，在長三角、珠三角、四川盆地中部等地形成城市群、城市帶，充分吸收農村剩餘人口。

城鎮化以及“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改革城鄉間二元體制造成的制度落差，透過勞動力市場機制的作用，加快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城市居民作為既得利益集團早已形成，並且具有農村部門無法抗衡的政治影響力，城鄉間的制度安排具有相當強的穩定性和路徑依賴性。在這樣的條件下，龍港所代表的市場化城鎮模式更加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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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全球經濟麻煩的製造者？

馬克吐溫有句名言：　歷史從不重複，但是押韻。

20世紀70年代初，在盯住黃金，盯住美元的佈雷頓森林體系陷入風雨飄搖之際，美國尼克松總統的財政顧問約翰·康納利曾當著一群歐洲領導人的面說，雖然美元是美國的貨幣，但美元幣值的失調（misalignment）卻是歐洲的問題。現在，美國經濟學家德龍（）做出了新的判斷，美元（包括歐元）對人民幣和其他亞洲貨幣的失調正在變成是中國的問題。

作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名教授，德龍的視角顯然超越了當前的金融危機。在不久前發表的文章中德龍認為，美國雖然有可能因次貸危機而陷入衰退，並可能殃及全球範圍內的經濟體，使得未來五年的全球經濟增長放緩，但美國經濟硬著陸的風險正在一天天地消退。

在德龍看來，與中國有關的兩種情形構成了未來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潛在危機。一種情況是，中國因人民幣升值過慢而導致國內全面通脹。這種情形的結果是，中國將可能陷入滯脹或嚴重的通貨膨脹，危及全球經濟。有趣的是，在另一種情況下，全球經濟可能會因為中國宏觀調控的成功而變得更糟。中國在保持幣值穩定的同時也將有效控制住國內的通貨膨脹。在這種情況下，現有的國際收支不平衡將被加劇，美元對人民幣和其他亞洲貨幣的匯率可能會迅速崩潰。

哪一種情況更接近現實呢？迄今為止，中國國內的流動性過剩主要影響了資產部門，而一般物價水平基本保持平穩。一方面，中國製造業部門巨大的供給能力是避免出現惡性通貨膨脹的屏障。另一方面，通貨膨脹是一個貨幣現象。中國過去出現的高速通貨膨脹都是基礎貨幣突然高速擴張時出現的，而眼下這一點尚未發生。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經歷了1985—1989年和1993—1995年兩個通脹時期，其間都出現過二位數的通貨膨脹率，與此相聯的是貨幣供應的大幅擴張。1989年前後，M0的增幅曾超過45％，而1993年左右，M0、M1、M2的增幅都接近40％。現階段，中國的貨幣供給增速明顯低於上述兩個時期。只要貨幣供應不失控，惡性通脹全面化發生的可能性就很小。

另外，國際經驗表明，發生高速通脹的國家通常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