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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首先就改變交通參與者和執法者之間的關係，減少交警和司機之間的矛盾糾紛，會營造一個更和諧的道路交通關係。另外，這種改變還可以向交通參與者和執法者都明確一點：法律最重要的意義在於教育而不是處罰，罰款絕對不是普及教育法律知識的好方式。有了更人文的執法方式，參與交通的人反而會更加註重學習法律，加強法律意識，提高自己守法主動性和自覺性。”同時，張金澎律師還認為，“如果罰款，在程式上就會需要很多時間，這必然會增加短時間內該路段的交通壓力，而進行口頭警告和教育在處理上就會簡化很多，這必然會緩解一定的交通壓力。”

對交通違章進行處罰，罰款並不是唯一的方式。正確處理處罰與教育的關係也不能走到另一個極端，對違章過於寬容也是不行的。除了罰款，還有沒有效果更好的辦法，值得交通管理部門認真研究。譬如是否可以考慮把交通違章記錄納入到社會誠信系統，使違章記錄影響到本人的社會形象，影響到社會誠信，影響貸款等個人經濟商務活動，勢必增加個人自我約束的動力。再譬如是否可以考慮，對輕微違章雖然不作處罰，但是要做違章記錄，要記分，並與駕駛員年審掛鉤。違章記分積累到一定數額給予停駛一個月至半年等不同檔次的處罰，也能使駕駛員提高自我約束的自覺性。這些做法都比罰款的辦法好，駕駛員對處罰免去了“交警罰款發獎金”這類的牴觸心理，對處罰心服口服，易於接受。

第二，交通管理仍需精耕細作。

緩解交通擁堵的措施未必都是大動作，未必都要大投入，也未必非要經過人大討論透過什麼法規規章。有時對症下藥，採取一個很具體的小辦法就能解決一個路段交通的大擁堵。

京開高速公路大興工業區出口至金星橋輔路的短短200多米，曾經是一個擁堵不堪的路段。特別是晚高峰時，經常二、三十分鐘通不過去。擁堵的原因就是因為剛一出高速路口有一處公交車站，有好幾條線路的公交車在這裡停靠。這個路段本來就只有兩條機動車道，公交車一靠站有時就是一長串，一直堵到高速路出口，致使從高速路出來的車輛出不來，走不了。加之在這裡攬客的黑車也佔用一條車道，又是一停就二三十輛，加劇了擁堵。後來大興交通支隊採取了一個具體辦法，就徹底解決了這裡的交通擁堵。他們協調公交部門將公交車站按不同線路分別移到了金星橋以南和以西，從此這裡不再堵車。公交車站移到橋南以後，因為有了路口的緩衝調節，公交車排長串的現象基本不見了。即使有同時靠站車輛比較多的情況，但由於橋南輔路較寬，又給公交車站留出了基本夠用的長度，移站後尚未出現過因公交車靠站停車所造成的交通擁堵。同時，因黑車是跟著公交車走的，公交車移站後黑車聚集也隨之移走，因此對這個路段的影響也就不復存在。

在南三環木樨園立交橋東向西方向路北，300米左右的路段曾有三個進出口。剛過立交橋，就是一個從主路到輔路的出口，不到一百米又是一個從輔路到主路的入口，再過幾十米又是一個從主路到輔路的出口。這三個近距離的出入口，導致每天晚高峰時主輔路的進出車輛互相交織，往往誰也走不動。經常是要出主路的車輛排起長隊出不去，同時又擋住了從輔路到主路的入口，輔路要進主路的車輛進不來。奧運會前，對這三個出入口進行了改造，把第三個從主路到輔路的出口封起來，進出主輔路的車輛不再交叉，這裡的擁堵就得到了基本解決。

從這兩個案例可以看出，有些交通擁堵解決起來並不難，就是看用心不用心。解決某些地段的交通擁堵，非不能也，乃不為也。應該說，像這樣的地方還不少，在這方面還是有潛力的。對每一處交通擁堵，都應該分析具體原因，採取對症下藥的辦法尋找實在可行的對策。

在這方面確實還有很多事可以做，做這些事不用太複雜的程式，也算不上麻煩，許多情況下也不用花多少錢，但一個小小的具體措施，就能起到緩解交通擁堵作用。需要的只是相關部門去用心觀察，去用心研究，以高度的責任感去積極主動地想辦法。

北京道路上的擁堵，很多是由於交叉路口通行能力差和主幹道的出入口通行不暢。在不少路口都設有專用的左轉彎和右轉彎車道，有的僅左轉彎車道就有兩條。但其中有的轉彎專用道車流量並不大。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狀況，直行車道排起長龍，擁堵不堪，而兩條左轉彎車道卻幾乎空無一車，很長的一段路上空出了一半的路面。在兩廣路上就有好幾處這樣的路口。這樣，路口的通行能力自然大大下降。如果把這種路口的左轉彎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