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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在政府官員面前，他們代表了本地的利益。他們承擔了諸如公益活動、排解糾紛、興修公共工程，有時還有組織團練和徵稅等許多事務。他們在文化上的領袖作用包括弘揚儒學社會所有的價值觀念以及這些觀念的物質表現，諸如維護寺院、學校和貢院等。”張仲禮：《中國紳士：關於其在19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第48頁。蕭公權也寫道：“說士紳是鄉村組織的基石，其實並不誇張。村莊可以、也確曾在沒有士紳的狀態下存在；但沒有士紳的村莊，很難有任何高度組織性的活動。”　Kung�ch�uan　Hsiao；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2）；　p�317�士紳階級的上述功能或在民間社會的作用，使得一些人認為，士紳階級就是中國傳統封建社會的中產階層。我們承認，士紳階級與西方的老式中產階層或小資產階級有相近之處。不過，由於這個階級中的大多數人是脫離勞動的、具有相當的寄生性質，並且常常是封建社會暴力統治的代言人，因此他們和美國早期的自營農場主以及歐洲市民社會中的自營企業主還有所不同，充其量只是一種“準中產階層”。

現代意義上的中國中產階層產生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並在20世紀上半葉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這一階級成員主要的來源有這樣幾部分：（1）原先鄉村中的一部分有文化和資本計程車紳及他們的子弟，進入城市從事現代民族工商業成為所謂“新士紳”；（2）1840年以後，隨著外國勢力進入中國，外國企業和資本即所謂“洋行”也進入中國，他們吸收了一些懂外文的青年知識分子充任文職僱員，這是中國社會第一批“外企白領”；（3）在中國的民族工商業中也出現了第一批管理者；（4）在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中，伴隨著政府機構的日益擴充套件和科層化，也出現了第一批政府官員；（5）最後，伴隨著現代教育和其他社會事業的發展，還出現了中國最早的一批大學教授，以及律師、作家和藝術家等自由職業者。這最後一批人雖然數量不多，但對新思想和新文化在中國社會的傳遞卻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在中國第一代中產階層的產生過程中，作為大都市的上海是一個十分合適的孵化器。儘管開埠甚晚，但上海因為獨特的殖民經歷和與世界文明的直接對接之便利，在其經濟獲得迅猛發展的同時，城市化和現代化的步伐也比中國的任何一個地方來得更為迅速。經濟結構的變化和社會分工的細化，帶動了上海的人口增長和社會結構的變化。不僅隨著民族工業的發展，中小企業和零售商店越來越多，老式中產階層應運而生；而且隨著金融業、商業、運輸業、新式學堂、銀行、律師事務所、海關、電報、郵局、鐵路系統等現代服務業以及各式洋行的出現，各行業中的職員、科層組織的管理人員、政府公務員、由教師和自由職業者組成的知識分子也不斷滋生，這林林總總的社會群體構成了中產階層的另一個主體——新中產階層，這是一個以知識和技能謀生的階層。由於中產階層尤其是新中產階層所具有的現代性、知識性、專門性以及可能獲得的優厚待遇，使得中產階層不僅成為上海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而且在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上也成為大多數上海市民效仿的榜樣，引領著社會風尚與習俗的流變。不過，上海的殖民與半殖民特點，也使得其中產階層在政治上被打上了消極自保的特點。

1949年的革命之後，中國中產階層失去了滋生的土壤。儘管這個階層沒有遭受地主和官僚資產階級那樣的疾風暴雨式的革命對待，但其中大多數置身於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隊伍中，在經歷各種政治運動（從“三反五反”、反“右”鬥爭直至“文化大革命”　）和經濟改造（如工商業改造）之後，實際上已不復存在。這樣，在1949年的革命後到1978年的改革開放之前，在長達30年的時間裡，中國的中間階層是由類似白領的普通幹部和知識分子組成的，按有些社會學家的觀點，其中還包括了國營企業中的職工。　李強因此稱其為“類中產階層”，參見李強《市場轉型與中國中產階層的代際更替》，《戰略與管理》1999年第3期。這些“公有制體制”的受益者，透過撒列尼和倪志偉所說的“再分配機制”獲得了比廣大農民和集體企業中的普通職工更多的利益。有關“再分配機制”的討論見　Ivan　Szelenyi　et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