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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中國中產階層的歷史與現狀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原先固化了30年的階級階層狀況又出現了新的變動。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中國社會經濟領域內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帶動了社會結構的變化,在中國傳統的產業工人和農民之外,出現了一個新的中產階層,或者說出現了一箇中等收入群體。這個自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後就退出歷史舞臺的階層,現在不但再生了,而且其生長和發展的勢頭極其迅猛。僅僅在10年之前,美國未來學家奈斯位元還頗為大膽地預測,20世紀末中國中產階層的人數將達到100萬人。但現實的發展卻遠遠超出了奈斯位元的預測:在2002年完成的一項研究中,中國中產階層的人數已達到8000萬人以上;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第254~256頁。中國國家資訊中心的官員則指出,自2001年起的未來5年內,中國將有2億人口進入中產階層消費群;《未來五年我國中產階級人口達兩億》,《資訊時報》2001年7月21日。而原中國對外貿易部副部長、中國入世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2001年在新加坡的一次講演中,更是大膽預測,在未來10年中,中國具有中等收入的群體將達4億之多。《龍永圖大膽預測:中國中產階級十年內達四億》,//�chubun�/2201/12b/gb5/page42…06�htm。
儘管仍然存在著意識形態方面的障礙,中國官方在正式的文字中尚未使用“中產階級”(middle class)的概念——使用“中等收入階層”,或“中等收入群體”,再或“中間階層”的概念是一個常見的替代,但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社會結構出現了新的變動,一個新的社會階層業已出現並獲得了官方的承認。2001年7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80週年大會上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階層構成發生了新的變化,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而且,許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業、不同地域之間流動頻繁,人們的職業、身份經常變動。這種變化還會繼續下去。”###:《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論###》,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第169頁。雖然###在講話中重申了工人階級在中國社會的領導地位,但顯然“中產階層”或“中等收入群體”這個新出現的階層不再被視為工人階級的對立面,甚至能夠成為中國共產黨這個“無產階級先鋒隊”中的一員。可以說,正是社會結構的這種急速變動和意識形態的這種“鬆動”,為我們研究中國中產階層提供了可能性與現實性。
雜領:中國的中產階層(1)
在中國,由於自農耕社會以來,農民一直是社會的主體,它佔到全社會人口的90%以上。加之中國社會自近代以來一直承受著相當大的人口壓力,可耕土地本身的有限和地權的極度不均,決定了這90%的農村人口常常處在社會和經濟生活的最下層,也使得我們的農業長期以來一直處在餬口水平。在這90%的農民和上層社會的少數皇權官宦階層之間,有一個人數不多的鄉村士紳階層。士紳不僅是傳統農村社會中一支重要的運作力量,而且士紳和農民也是傳統中國農村最基本的社會構成。周曉虹:《傳統與變遷:江浙農民的社會心理及其近代以來的嬗變》,三聯書店,1998,第61頁。在費孝通、吳晗、胡慶均、史靖(王康)和張仲禮等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的研究中,儘管士紳所必須具備的條件都不限於經濟方面的,同時也包括了具有功名科第、先前為官、因有學識而在鄉里富有聲望等條件,但佔有土地甚至是相當數量的土地似乎是一個基本的前提。比如,史靖在為士紳開列的七項條件中將“有一份豐厚的財產”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並且認定“雖然所有的地主不一定都是紳士,不過紳士則一定都是地主”。 史靖:《紳權的本質》,吳晗等:《皇權與紳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第132頁。
因為士紳階層處在封建國家的官方和普通民眾之間,這一階層具有組織協調民間社會的作用,也可以作“貧民大眾和官方之間的緩衝階層”。費正清:《美國與中國》,商務印書館,1987,第29頁。具體用張仲禮的話來說,士紳階層“作為一個居於領袖地位和享有各種特權的社會集團,也承擔了若干社會責任。他們視自己家鄉的福利增進和利益保護為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