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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事實上也存在於中國中產階層閒暇生活當中，中國的中產階層在忙碌地生產財富之餘，也同樣是區隔、身份等意義秩序的生產者。他們低調地、但卻是切切實實地追求著更活躍的閒暇生活，也擁有著更高的閒暇生活質量，從中我們見到的，不是西方式的“遊戲的”衝動，而是努力追逐的熱情。對休閒的源於實踐意識的理解，伴隨相應的資源水平與規則意識，促進了該階層個體的社會定位，從而逐步形成了區域化的休閒情境特徵；這種區域化經歷時空伸延，正在象徵性的社會系統中逐步制度化。

與此同時，轉型期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也使得中國的中產階層閒暇生活體現出其獨特性。以消費活動為主的“人造環境”特徵突出了中產階層以享樂與區分作為意義核心的閒暇生活機制，休閒交往中突出的功用型特徵則體現出成長期的中國中產階層對資本的迫切需求，這一切，無疑影響了中產階層對真正的休閒意義的追尋，使得休閒的涵義呈現出某種程度的曖昧特徵。

事實證明，中國中產階層的“雙重生產者”身份滿足了該階層休閒話語系統的意識形態功能，成為整合中國小康社會建設的重要存在，但與此同時，“雙重生產者”的角色衝突使得中產階層個體對自己的休閒角色呈現出一定的角色距離，並在其話語意識上體現出顯著的背離特徵。米爾斯曾經說：“工作和閒暇的分離以及閒暇在現代人的奮鬥意識中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意義，這兩件事貫穿於20世紀美國的全部歷史當中，它影響了人們對工作意義的感受，並樹立了世俗的目標和夢想。”米爾斯，同前引書，1987，第271頁。理斯曼則在《孤獨的人群》中倡導“一個接受閒暇、同情心和富裕的新潛力的社會觀”，認為：“只有到了社會和政治活動共同反對工作與閒暇割裂的歷史階段，我們尋找閒暇的意義才會最終出現。”大衛·理斯曼，同前引書，2002，序言第33頁。而在當前的中國，身為“雙重生產者”的辛勤的中產階層正以一種新的形式創造出工作與閒暇得以融合的契機，從他們身上，並透過他們，我們可以捕捉到未來中國中產階層——而不僅僅是一部分中等收入者——的身影。

社會交往：邊界與區隔

分析和研究某一社會階層有各種不同的視角和方法。從社會交往或者交流出發或以其為核心，對社會結構和社會行為進行分析和研究，是其中較為獨特而且碩果累累的一種視角。該方法的定型也許應當感謝米德，因為他在《心靈、自我與社會》一書的開篇，開宗明義地指出：“我想提出一種研究方法，其要點在於從社會的觀點、至少從社會秩序所必需的交流的觀點出發研究經驗。”喬治·H�米德：《心靈、自我與社會》，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第1頁。在這種方法的指引下，符號互動論研究正規化蔚為大觀。可惜的是，這種研究視角由於過於拘泥於兩個或少數主體間的交往行動，因此研究成果比較多地集中於個體的和微觀的層面。而且，這一視角對於社會交往概念的界定也過於泛泛，因為在這種理論看來，一切非個人的行為都具有交往的性質。在符號互動論之後，許多社會學及社會心理學理論比如社會交換理論也對以交往為中心的社會學研究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但它們大多仍然停留在微觀研究的層面，沒有擺脫個體主義的特點。近年來，隨著社會網路研究的興起，布迪厄、科爾曼、普特南和福山等當代著名社會學者又以社會交往、人際網路為核心，發展出一套經驗與理論、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社會資本理論。正是從這個邏輯架構出發，社會資本研究將以社會交往活動為中心的社會學研究引向了宏觀社會研究，使以交往為中心的社會學研究真正成為可能。

儘管以交往為中心的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研究碩果累累，但縱觀社會學理論的發展史，還很少有學者從社會交往的角度研究一個階級的特徵。然而，從社會交往，尤其是社會資本的角度進行中產階層特徵的研究，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很有意義的。作為一種行為方式，它對於我們正確認識社會階層的邊界有著重要的意義。因此，本章的研究思路，就是根據中國五城市中產階層電話調查與深度訪談的經驗資料，從社會資本論的研究視角出發，從社會交往方面分析當代中國中產階層所處的社會歷史方位，描述其行為與心理特徵，研究其階級區隔。

社會資本的研究視角（1）

儘管從理論淵源的角度來看；社會資本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社會學研究的創始者如托克維爾、迪爾凱姆或者馬克思那裡，但關於社會資本的系統研究還是始於布迪厄。波茨認為：“在那些把社會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