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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引入當代社會學話語的學者中間，布迪厄的分析在理論上最為精煉。”　亞歷山德羅·波茨：《社會資本：在現代社會學中的緣起和應用》，李惠斌、楊雪冬主編《社會資本與社會發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第121頁。然而在相當長一段時間中，他的研究被學界尤其是美國的社會學界所忽視。

布迪厄將資本劃為三種形態：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在他看來，社會資本是“實際的或潛在的資源的集合體，那些資源是同對某種永續性的網路的佔有密不可分的，這一網路是大家熟悉的，得到公認的，而且是一種體制化關係的網路”。布迪厄：《文化資本與社會鍊金術》，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202頁。布迪厄對社會資本的描述體現在上述這段話中的兩個關鍵詞上：一是網路；二是體制化。在布迪厄那裡，社會資本就是一種社會網路，他指出：“特定行動者佔有的社會資本的數量，依賴於行動者可以有效加以運用的聯絡網路的規模的大小，依賴於和他有聯絡的每個人以自己的權力所佔有的（經濟的、文化的、象徵的）資本數量的多少。”布迪厄，同前引書，第202頁。而這種社會關係網路必須被轉化成體制性的關係，才能真正成為社會資本。因此，他又說，人們在生產社會資本時，要把諸如鄰里、工作和親屬等客觀存在的關係“轉變成既必需又有選擇性的關係，轉變成從主觀上感到有必要長久維持其存在（如感激的心情、尊敬、友誼等等）的關係，轉變成在體制上得到保障的（權利）關係”。布迪厄，同前引書，第203頁。

在確定了社會資本的概念以後，布迪厄重點研究了不同資本形式之間的轉換。他認為一切的資本都會被簡化為經濟資本。社會資本也最終會被簡化為經濟資本，但這一轉化過程並不簡單。因為，社會資本有自身獨特的動力機制。正如布勞區分了社會交換與經濟交換的區別，布迪厄也區分了社會資本與經濟資本的不同。儘管社會資本最終有可能以經濟資本的方式表現出來，但它的運作方式與經濟交換不同。後者明確規定了交換的權利與義務，而前者則在這個問題上存在著一定的不確定性。

科爾曼的研究顯然是社會資本研究上的另一個里程碑。科爾曼堅信，社會資本產生於持續存在的社會關係，而這種社會關係的形成是資源交換的結果：“行動者為了實現各自利益，相互進行各種交換，甚至單方轉讓對資源的控制，其結果，形成了持續存在的社會關係。”詹姆斯·S�科爾曼：《社會理論的基礎（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第351頁。在綜合了政治學者、經濟學者和社會學者在社會資本方面的相關研究後，科爾曼指出：“社會資本的定義由其功能而來，它不是某種單獨的實體，而是具有各種形式的不同實體。其共同特徵有兩個：它們由構成社會結構的各個要素所組成；它們為結構內部的個人行動提供便利。”　詹姆斯·S�科爾曼，同上引書，第354頁。符合這一定義的實體有義務和期望、資訊渠道和社會規範等三種不同的形式。科爾曼認為，與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一樣，社會資本也具有生產性。與其他的資本不同的是，社會資本的產生並不總是有目的的。“在一般情況下，社會資本是人們因別的目的從事活動的副產品。”只有在特定情況下，“社會資本是行動者投資的直接產物，這些行動者期望取得投資效果”。詹姆斯·S�科爾曼，同上引書，第366頁。

科爾曼的理論被看作是社會資本理論的主導性解釋模型。普特南在社會資本的基本概念上較為認同科爾曼的觀點，並且對這一概念又作了自己的發揮。他認為社會資本意味著社會組織的特徵，甚至是一種公民精神的體現。建立在科爾曼的基礎上，普特南進一步分析了社會資本的功能與意義。他認為，社會資本會在各個方面影響個人的回報和社會的發展。普特南指出：“由於各種原因，在一個擁有大量社會資本存量的共同體中，生活是比較順心的。……公民參與的網路孕育了一般性交流的牢固準則，促進了社會信任的產生。這種網路有利於協調和交流，擴大聲譽，因而也有利於解決集體行動的困境。”羅伯特·D�　普特南：《獨自打保齡球：美國下降的社會資本》，李惠斌、楊雪冬主編，同前引書，第167～168頁。“社會資本提高了投資於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收益”，“社會資本逐漸被認為是世界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羅伯特·D�　普特南：《繁榮的社群——社會資本與公共生活》，同上引書，第156、160頁。在普特南看來，宏觀意義上的社會資本可能會出現下降的情況。他認為當前美國的社會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