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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矛盾與角色距離

綜合電話調查和訪談的資料，我們發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那就是，儘管中產階層閒暇生活的總體圖景呈現出積極活躍的局面，可面對我們的訪談，許多中產階層個體對自己閒暇生活的反思與表述卻顯得十分消極，即表達出對於休閒的某種距離。“儘管說具有資格能力的行動者幾乎總是可以用話語的形式，對自己的所作所為給出自己的意圖和理由，但他們並不總是能夠說清楚動機。行動者就其所行之事以話語形式給出的理由，可能不同於真正體現在這些行動者行為流中的行動的理性化”，吉登斯，同前引書，1998，第64頁。因此，我們應該透過表面的話語形式，探究其背後地位與角色之間的深層邏輯。

在戈夫曼看來，每個個體都是根據被賦予的地位的要求來進行表演的“角色表演”者，當“任職者”進入他的地位時，必須承擔相應角色所包含的全部行為。在扮演某一角色的過程中，個體必須努力使他在情境中傳達出來的印象與實際賦予他的同角色相稱的個人素質相一致，“任何一個進入特定地位的人所能獲得的自我形象，都能在情感和認知上對他產生吸引力，使他渴望並期待用角色扮演以及從這種扮演中產生出來的自我認同來看待自己。”戈夫曼：《日常接觸》，華夏出版社，1990，第75頁。而當存在著一個為特定角色而設定的規範性框架時，個體往往就會透過解釋、辯解、開玩笑等方式“積極地調整情境而在表面上退出了這種形象”。同上引書，第93～95頁。戈夫曼將這種悖論般的表現稱作“角色距離”：“角色距離一詞不是指所有不能對某一特定角色的核心任務作出直接貢獻的行為，而僅僅是指那些被某位在場者視為同評價表演者對其特定角色的依附程度相關、並能暗示出表演者對角色可能有某些不滿或牴觸情緒的行為。”同上引書，第95～96頁。

中國中產階層的個體也面臨著深刻的“角色衝突”。首先從勞動力再生產的角度上看，那些剛剛步入或者正在努力步入中產階層的個體大都揹負著巨大的生存壓力，因為置身於社會結構相對開放的轉型時期，他們需要捕捉更多的機會，依靠自身努力流動到更高的位置，從而無形中增添了自己的成就壓力。隨著中國市場化程度的加深，WTO全球體系的融入，愈加要求加強規範化的管理，而中國大陸高研發、高技術的產業偏少，更多的是生產密集型、基礎加工型的生產企業，實行的多是嚴格的泰勒制管理，因而加劇了中產階層個體的忙碌感和壓力感。不僅如此，中國中產階層的“角色叢”中，除這種艱苦奮鬥的勞動力再生產的角色之外，還有一種角色也至關重要，那就是，他們還是另一種生產即地位和身份的積極生產者，是休閒標籤的營造者。“關注健康與生活質量，不僅僅生存，還要學會享受生活，這已成為中產階層的大多數生活方式的基本原則。”盧漢龍：《中國的中產階層和他們的消費文化》；學說連線網//�xslx�；　2004…12…07。在休閒的情景定位上，具備先進認知能力的中產階層清醒地意識到休閒的重要性，明確自身的社會定位同這種國家主導的社會表徵體系間的邏輯關聯，又轉而將這種認知能力轉換成了理性化的實踐意識，體現在他們策略化的休閒活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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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階層的休閒特徵（7）

如此一來，作為“雙重生產者”的個體自然愈加不堪重負，對於不同的角色規範，他們既會表現出一定的依附和承諾，也會透過某些防禦性的分離行為表達出某種角色距離，因而，話語意識下的表白有時只是一種“反認同”，對流行的休閒話語的不屑或無奈，其實是他們處於國家權力整合之下的一種角色距離感的體現。這樣，我們或許就能夠理解中國中產階層關於閒暇生活的話語表達與實際休閒行動的乖違之處了。

連線意義與社會中集團利益合法性的各類支配形式是意識形態的實質性內容，符號秩序則是意識形態的基本制度形式。包亞明，同前引書，2003，第299頁。在“中等收入者階層”和“休閒經濟”以一種國家主導話語的形式積極匯入的中國，休閒正在被構築為一種自我標識的中產階層符號制度。我們發現，西方中產階層休閒理論的牽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