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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掉，那麼自我認同為中產階層也有57�1％，這個資料相對來說是比較保險的。中國人有“中庸”意識以及“愛面子”的心態，即便經濟條件很差的人，也寧願把自己歸為“中下層”，而不願歸屬為“下層”。所以筆者認為，如果把自己歸為“中下層”的比例拿掉，自我認同為社會中層的比例就是應該是比較沒有水分的。而根據研究設立的社會分層指標得到的客觀中產階層認定只有11�9％。這種巨大的偏差反映出，當前人們對社會經濟差異的體驗和認識並不深刻，他們尚未形成群體或階層（階級）的歸屬意識或地位的認同感，這同時也反映出這些人的社會區分意識並不強烈。李春玲在其文《當前中國人的社會分層想象》中提到：如果具有相同經濟特徵的人把自己都歸為同一類人或相似的社會經濟（等級）位置，即表明他們有群體或階層（階級）的歸屬意識或地位的認同感，這意味著這些人具有強烈的社會區分意識。反之，如果人們難以給自身明確定位，或者主觀定位與其客觀的社會經濟狀況缺乏一致性，即意味著他們對社會經濟差異的體驗和認識並不深刻。

根據日本學者的研究，日本人的實際階層分佈與“階層歸屬意識”一直有著明顯的差距。按照“上、中上、中中、中下、下”五分法，中層按均態分佈應該占人口的60％；但在抽樣調查的人群中，認為自己是中層的佔到77％；如果加入政治、意識形態、生活方式的綜合考慮，具有“中流”意識的日本人佔到90％以上。因此王思睿認為，“中流”意識與“分化”、“斷裂”意識哪一個佔上風，對於中產階層的形成具有截然不同的影響，絕不是無關緊要的事。王思睿，同前引書。

中產階層的自我認同比例已經超過半數，可以想象當前中國“中層意識”佔據了社會主流。我們可以認為，當代中國人的社會心態是穩定的。儘管存在著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均等，但這種不均等是在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改革開放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因此，儘管改革開放也加劇了社會的貧富分化，但人們對此表現出了較為寬容的態度。

2�階層自我認同偏下

在本研究中，自認為屬於社會中上層與中中層的比例合計為57�1％，認為屬於社會中下層和下層的人們在城市中的比例分別佔到28�4％和9�9％。從這個資料來看，我國城市公眾的自我階層認同有向下偏移趨勢。這不僅僅體現出當前中國社會特有的社會階層結構，更反映出潛藏在社會公眾內心深處的心理活動變化。

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來，在宏觀經濟發展與社會公眾生活質量改善方面均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與改革開放前的居民生活水平相比，城市公眾的總體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物質極度匱乏的短缺經濟時代已成為歷史記憶。與佔我國總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相比，城市公眾無疑是更大的受惠者。一般而言，城市公眾所享受到的經濟發展成果遠多於農村公眾，他們的生活水平與經濟實力的年增長率遠高於農民。無論是與過去相比還是與農村公眾相比，城市公眾的社會地位都應該是“升”而非“降”。

問題的關鍵在於：城市公眾既沒有拿現在的生活與過去的生活相比，也沒有拿自己的生活與農民的生活相比。事實表明，公眾不會“向下”或“向後”尋找“參照物”，而只會“向上”或“向內”選擇比較目標。參見《改革大局面臨重大風險　公眾認同階層偏下》，轉載自《中國網》，文章來源：//info�news�hc360�/html/001/002/003/013/52668�htm。

多數的城市公眾以擁有大部分社會財富的豪富階層作為參照物。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或依靠誠實勞動、或依靠合法經營、或依靠艱苦創業、或依靠巧取豪奪、或依靠權錢交易……一支人數少卻手握巨大社會財富的“特殊獲益者”登上了金字塔的頂端。仰望那些身居金字塔頂端的豪富，大多數城市公眾只能自慚形穢，將自己歸入社會“中下層”。

多數城市公眾以內心期待的生活為參照物。不斷增加的經濟增長數字、頻繁更新的經濟發展目標，促使他們為自己未來的生活狀態勾畫出一幅幅美好圖景。然而，當他們將內心曾經期待的生活狀態與現實中時刻體驗到的生存情況相對照時，他們發現許多頗為沉重的生活成本原本都在自己的預料之外：一路攀升的房價、居高不下的藥價、脆弱的社會保障、沉重的就業壓力……現實遠不如自己預想的那樣美妙。於是，承受著夢想與現實的巨大落差，大多數城市公眾選擇將自己歸入社會“中下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