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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現在的闊人，學者，教育家覺得棘手。將來未可知，若已往，則治人者雖然盡力施行過各種麻痺術，也還不能十分奏效，與果蠃並驅爭先。即以皇帝一倫而言，便難免時常改姓易代，終沒有“萬年有道之長”；“二十四史”而多至二十四，就是可悲的鐵證。

為什麼“不能十分奏效”呢？魯迅說：“因為這——聖君賢臣所要做的——比細腰蜂所做的要難得多。她於青蟲，只須不動，所以僅在運動神經球上一螫，即告成功。而我們（引者按：這裡魯迅是在設身處地為聖君賢臣等人設想）的工作，卻求其能運動，無知覺，該在知覺神經中樞，加以完全的麻醉的。但知覺一失，運動也就隨之失卻主宰，不能貢獻玉食，恭請上自‘極峰’下至‘特殊智識階級’的賞收享用了。”

魯迅在這裡指出了聖君賢臣們的一個兩難處境，一個無法解決的矛盾。歷代聖君賢臣愚民政策的高招層出不窮，直到清朝鮮血淋漓的文字獄，也都沒有能夠達到預期的目的。魯迅說，“將來未可知”，就從這句話可以知道他對將來還是很有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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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戟獨彷徨（6）

在《莽原週刊》的第二期和第五期上，分兩次刊出了魯迅的《燈下漫筆》。刊登在第二期上的那上半篇，是因當時中交票停止兌現這件時事引發的議論。在袁世凱執政的晚期，依靠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這兩家國家銀行的大量墊款維持，引起現金虧空，發生擠兌風潮。1916年5月12日國務院下令，這兩家銀行所發行的紙幣暫時一律不準兌現。這就大大損害了紙幣的信用，破壞了商家正常的經濟活動。當時公眾對這事的反應，公眾的心態，在魯迅的文章裡有很生動的反映：

我還記得那時我懷中還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變了一個窮人，幾乎要絕食，很有些恐慌。俄國革命以後的藏著紙盧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這樣的罷；至多，不過更深更大罷了。我只得探聽，鈔票可能折價換到現銀呢？說是沒有行市。幸而終於，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幾。我非常高興，趕緊去賣了一半。後來又漲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興，全去換了現銀，沉墊墊地墜在懷中，似乎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兩。倘在平時，錢鋪子如果少給我一個銅元，我是決不答應的。

可是，就在他有“一包現銀塞在懷中，沉墊墊地覺得安心，喜歡的時候，卻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後，還萬分喜歡”。

他從這裡往下想，終於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戰時連自己也不知道屬於那一面，但又屬於無論那一面。強盜來了，就屬於官，當然該被殺掠；官兵既到，該是自家人了罷，但仍然要被殺掠，彷彿又屬於強盜似的。這時候，百姓就希望有一個一定的主子，拿他們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們去做牛馬，情願自己尋草吃，只求他決定他們怎樣跑。

任憑你愛排場的學者們怎樣鋪張，修史時候設些什麼“漢族發祥時代”“漢族發達時代”“漢族中興時代”的好題目，好意誠然是可感的，但措辭太繞灣子了。有更其直截了當的說法在這裡——

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而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刊登在《莽原週刊》第五期上的那下半篇，是由日本作家鶴見祐輔寫的《北京的魅力》這篇隨筆引起的議論。鶴見祐輔的這篇文章裡說，有位在北京的外國人，享受著北京的生活的美，都不想回去了：“現在西洋人也一樣，嘴裡雖然說著Democracy（民主）呀，什麼什麼呀，而卻被魅於###人費六千年而建築起來的生活的美。一經住過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風時候的萬丈的沙塵，每三月一回的督軍們的開戰遊戲，都不能抹去這###生活的魅力。”魯迅說：

這些話我現在還無力否認他。我們的古聖先賢既給予我們保古守舊的格言，但同時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獻於徵服者的大宴。中國人的耐勞，中國人的多子，都就是辦酒的材料，……

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不知道而讚頌者是可恕的，否則，此輩當得永遠的詛咒！

這人肉的筵宴現在還排著，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