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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三本書表達的就是愛與性是不可分割的粘連性，以及愛對個人乃至對於人類生活的重要性。這就是我的愛性觀，這也是我的使命感。我從不認同單純的性、無愛的性。沒有愛魂的交合是行屍走肉，瘋狂一把過後什麼溫馨甜美的感覺都沒有留下，那是我不取的。把單純的Xing愛比做麥當勞快餐倒也很恰當，一些健康報刊上不是說麥當勞是垃圾食品嗎？我雖對此不敢苟同，但是所謂快餐，一定就是匆匆填飽飢餓感的，人有食慾上的飢餓，更有生理上的飢餓了。但是隻有靈慾一起燃燒的愛情才是刻骨銘心的，長留心間的——那是盛宴，燭光下鮮花、紅酒、音樂相伴的盛宴。

陳駿：“中國第一齣版家”安波舜的主創理念是“創造永恆，書寫崇高，還大眾一個夢想”。你們能夠合作，是不是因為你們在主創理念上的一致？還有你的另一位合作者、著名評論家白燁曾說：“貝拉獨闢蹊徑的純情而浪漫的小說創作，在國內文壇還找不到與之相似或相近的。可以說在情愛小說的寫作中，她是獨樹一幟的，因而也是無可替代的……”你們是不是準備營造中國古典浪漫主義的文學市場，你對那樣的市場有信心嗎？

貝拉：你提到的安波舜和白燁無疑是我文學上最重要的兩個人。沒有他們的鼓勵和激發，我寫完《9·11生死婚禮》之後，就不會再寫下去了。所以，藉此機會向他們表示由衷的感激。安波舜曾經說過：“十幾年了，我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像牧師一樣喋喋不休地宣講我‘創造永恆，書寫崇高，還大眾一個夢想’的創作理念和審美理想。我堅定地信奉老黑格爾‘絕對真理’的美學原則，相信在我們的這個世界上，存在著一種超越種族、地域和意識形態的人類共通的精神追求，存在著一種不折不扣的召喚，那就是：真誠、善良和愛。在我的現實中，主流意識形態很少給我鼓勵。但讀者和作家們卻慷慨地賜給我很多榮譽。這就註定了我每做一件事情，都陷入深深的孤獨。每一次都是帶著悲壯的理想主義激｜情，抱著一種把自己犧牲出去的心態，去和極端現實主義以及被極端現實主義寵壞了的讀者和評論家較量。當中國在政治、經濟上逐漸變成巨人的時候，我希望我的祖國在文化上，也能夠像高高的紳士一樣，彬彬有理地擁抱這個多彩而又文明的世界。”可以說他的這番話也正是我的創作理念。眾所周知，這是一個失去了夢想失去了古典情懷的時代，我的寫作除了不斷傾訴自我心靈之外，最大的奢望就是要把遺落的夢想和情懷找回來，還給世人。

陳駿：《傷感的卡薩布蘭卡》是一致公認的“9·11情愛三部曲”中最出色的，請你談談這部作品的創作過程，它的主題是什麼？

貝拉：與其說《傷感的卡薩布蘭卡》是一部愛之火熊熊燃燒的小說，不如說那是一首穿越生與死後悽絕的輓歌。主題就是扉頁上的一段話：“假如我們的文明教會了我們怎樣讓性的感染力適當而微妙地流動，怎樣保持性之火的純淨和生機勃勃，讓它以不同的力量和交流方式或閃爍、或發光、或熊熊燃燒，那麼，也許我們就能——我們就能——終生生活在愛中。”面對那一顆顆愛過的心，面對人類所有的風雨苦難，面對那些依然哭泣著的靈魂，我真的無法轉過身去。血液裡先天性擁有的這種悲天憫人的情懷，讓我發了瘋一般地想要傾訴，除了傾訴還是傾訴。我多麼希望用人類的愛來戰勝這個時代的瘋狂啊！有學者稱我“是一位關注人類苦難，洞察人類深層精神世界，以柔弱的聲發發出堅強力量的一代浪漫主義作家”。（見清華大學王寧教授《飽含人間真情的悲傷》）非常感謝這番話，這真是我終其一生為之奮鬥的夢想。我的身上強烈地具有悲情和浪漫的色彩。

陳俊：我曾在你的個人文學網站上看到過一張你少女時代與巴金的合影，年已百歲的巴金是中國文學界的泰斗，他對你日後選擇文學之路產生過影響嗎？我覺得當時的你，那種氣質很像巴金小說裡的人物，你覺得呢？

貝拉：我一直認為少女時代我在巴金爺爺家與他輕鬆聊天的那些經歷，是我心靈對文學產生的最初的感動。巴金爺爺是那麼樸實無華，總是穿著最普通的白色棉汗衫，說話時總是認真地看著你，那雙充滿著智慧的眼睛透過鏡片在閃爍。記得當時我曾用稚嫩的筆觸寫了一篇《致巴金爺爺》的散文，居然還榮獲了西安《教師報》“良師摯友”徵文比賽的特等獎。如今十多年過去了，但巴金爺爺一段寫在他書的扉頁上的話始終言猶在耳：“……我空著兩手來到人間，不能白白地撒手而去。我的心燃燒了幾十年，即使有一天它同骨頭一道化為灰燼，灰堆中的火星也不會被傾盆大雨澆滅。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