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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激｜情的世界（代後記）

——貝拉訪談錄

陳駿（《紐約時報》特約採訪人）：貝拉，你的“9·11情愛三部曲”令你在海內外成名了，請你談談你的創作過程好嗎？為什麼要以“9·11”這個發生在美國的世紀慘案作為背景，你用了多長時間來完成這三部作品的？你當初在創作的過程中想到過今天的成功嗎？有學者認為你是套用了好萊塢大悲大喜充滿戲劇化的經典愛情模式，你是怎麼看的呢？

貝拉：我知道對今天的美國人來說，“9·11”仍然是一個小心翼翼、不願被觸及的傷口。但如果迴避，一直迴避下去，美國人心中的傷口就可以癒合的話，那麼我也願意選擇緘默。問題是，那種隱痛積壓在心中是無法驅散的，而文學正是療傷的良方，它具有獨特的力量來實現深層次的療救。我寫“9·11情愛三部曲”，是想說“9·11事件”不僅僅是美國的災難，而是全人類共同的災難。一箇中國的女兒一直在承載這樣的切膚之痛。我整整花了一年的時間（也流了一年的淚水）來完成《9·11生死婚禮》和其他兩本書的。我希望所有承受痛苦的心靈能從我的書中獲得療救。我以大自然中的挪威森林和音樂中的神秘花園，來引領大家走出驚悸和悲傷；從頭到尾都展示的是一位在“9·11事件”中失去了準新郎的中國女子的心路歷程，以此來告訴大家怎樣“以愛的激｜情來撫慰愛的創傷，用情的傾訴彌合情的失落”。說真的，在寫作過程中我壓根兒就沒有想到過什麼成功，而且今天的我離成功也很遠。至於有不少傳媒說我專門是為好萊塢經典愛情悲劇的模式在寫作的，那完全不是這回事，我只為自己的心靈寫作。

陳駿：清華大學外語系王寧教授說你“是一個有著古典情懷的現代烏托邦的創造者，尤其擅長編織各種烏托邦式的夢境。”也稱讚：“貝拉的深刻文化和美學底蘊以及巨大的文學創作潛力而言，她確實不低於那些在國內文壇異常活躍、並在讀者大眾中十分走紅的作家，而就其嫻熟地運用漢語的高超技能和令人驚歎的想像力而言，她則明顯地高於後者。幾乎沒有哪位當代中國作家像貝拉那樣如此地關注人類共同的災難，並對人的心理世界予以瞭如此深刻的洞察和揭示。她屬於新一代浪漫主義作家”。這是相當高的評價，你怎麼看待他的這席話的呢？

貝拉：他過獎了。我的文學創作還只是剛剛起步，專注於寫作也就這一年時間。怎麼可能到達那麼高的境界呢？我把他的話當做對自己的勉勵吧。我雖然具有多種文化的浸染（中國、日本，歐美），也對藝術（音樂，美術和設計等）有一定的了悟和感覺，但要把那些東西融會到我的文學世界裡，那還需要更多的提煉和融會。至於對人類共同災難的關注，那應該是每一位作家，甚至是每一個地球村公民應盡的義務吧。

陳駿：看到著名評論家孟繁華對你作品的批評嗎？說你是典型的為中產階級寫作。完全屬於“全球化語境中的“摩登”寫作，根本不是為廣大勞苦大眾服務的。你怎麼看呢？

貝拉：孟繁華對我作品的批評，其實對我來說是一筆及時而又難得的財富，我覺得他說得很中肯和率直，我一直在思考他的意見，也希望日後到北京能親聆教誨。事實上，在我之後的幾部作品中，那種充滿時尚化摩登的東西正漸漸地在淡化。我已經感悟到：只有蒼白的心靈才需要那些豪華場景的陪襯。我願意在以後的創作中，更多地挖掘內心深處樸實無華卻閃光的東西——比如人性和信仰。至於為哪個階層寫作的問題，我想每個人都只能寫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吧。我離開中國十四五年了，對母國普通市民的生活真是一無所知。但是，我想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不正是在邁向小康的中產階級生活之路上奔跑嗎？權當我的小說給他們一個更自由地活著與更浪漫地愛著的夢想吧。

陳駿：北大中文系教授陳曉明說：“這部小說隱含著濃郁的東方情感——那種壓抑與絕望的詩情。也許這正是這部小說的價值所在，它既具有更為共同性的那些價值觀念，同時又有非常內在的民族情感記憶方式。這部小說試圖表達愛對個人乃至對於人類生活的重要性的觀點。”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教授葉舒憲在評論你的作品時則說：“性不僅僅是性本身，它不能，也不該從愛、從靈魂等精神性的存在中剝離出來，成為獨立的存在。它當然也無法與完整的身體以及人的命運相剝離。”請你談談在這個單純的Xing愛像麥當勞快餐那樣受歡迎的的時代，你的作品究竟要表達的是什麼？一位優秀的作家都具有使命感的，你的使命感呈現在哪兒？

貝拉：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