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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因此特意拿李貫開刀。

當然，直接將李貫殺掉還是不妥當的——哪怕是以“不忠”的罪名。李貫畢竟是言官，若是直接殺他，那便黃泥巴掉進褲襠裡，不是屎也是屎了。

因此，朱棣便給了李貫三個選擇。

第一個選擇，如果李貫堅持的意見是正確的，那麼他將名利雙收——成功教化狄夷可得名，連升三級可得利。

第二個和第三個選擇，只要李貫能夠獲得士林或者百姓當中任意一個群體的同情和支援，那麼他便可以保住性命並擁有足夠的名聲。

不過朱棣深信，李貫最後的結果除了丟掉性命外，還得不到百姓和士林的支援。

百姓的觀點相較文人而言自然樸實得多：既

人殺我漢民，那麼大明為什麼不可以殺戮韃靼人？李殺韃靼人，不是奸臣是什麼？

讀書人倒是多少會有些兔死狐悲的感覺。只是滿嘴跑火車而已，居然丟掉性命之餘還會身敗名裂，這對於只會耍嘴皮子而不會做實事的讀書人來說實在很可怕。但讀書人也不可能在公開場合支援李貫，畢竟去教化韃靼人不僅危險而且看不到任何成功的可能。

更妙的是，這樣操作還可以淡化朱棣殺言官的色彩。因為表面上並非是朱棣要殺李貫——成功了名利雙收，失敗了自領其罪本就天經地義——更何況李貫自己也清楚憑教化不可能成功，若固執己見反而會連累家族……若李貫將來不肯去去教化韃靼人反而選擇自盡，那麼這筆帳自然算不到朱棣頭上。

有了李貫這個榜樣，估計會稍稍扼制言官胡說八道的風氣。如果能夠青史留名，那麼很多讀書人都可以不在乎丟官甚至丟掉性命，然而若是丟官丟性命之餘還會身敗名裂，那便絕對不是一個正常人願意接受的結局了。

當然，朱棣也知道用李貫來殺雞駭猴只是治標不治本。世間萬物皆有因果，讓那些沒有實際工作經驗的八股進士去作言官，本身就超出了他們的能力範圍。

八股文的地位是在明朝確立的。按朱棣的個人理解，八股文的發揚光大與朱元璋的文字獄有著莫大的關係。文字獄從1384年一直延續到1396年，長達十三年，造成了人人自危、不敢提筆的局面，以致文官們不得不請求設計出一種標準的文牘的措辭，以免犯忌。這種惡劣的環境為八股文提供了良好的發展土壤。

1370年，朱元璋下令設科取士，規定以八股文作為取士的標準，以“四書”、“五經”為題，不允許有自己的見解，必須依照古人的思想。這種考試的內容比較僵化，限制了人們的思想。

朱棣知道八股文的危害，自然不會允許它繼續荼毒後世。恩科考試之前，朱棣已經透過各種途徑透露當今天子“輕制藝、重策論”，而主考官又由善於揣摩上意的李至剛擔任，因此這種錄取標準執行的還算徹底。朱不要求舉子寫文章時嚴格按照八股文行文格式，只要求他們必須有自己的見解、必須有創造性的思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只要將這種取士標準堅持二十年，相信風氣就會完全扭轉過來。

這個舉措只是解放文人的思想，卻不能保證那些沒有實際工作經驗的新科進士幹好言官這份工作。所以朱棣緊接著還有一招，那就是規定“參加工作不足九年者不得為言官”。這樣規定能夠讓言官們擁有充分的工作經驗，言事時便能夠有的放矢。

另外，言官的進諫程式也得稍微修改一下。

言官中的六科給事中雖說只是七品小官，但其權力卻大得駭人——他們如果認為以皇帝名義發出的敕令有不妥之處，居然可以將敕令退回！至於說內閣、尚書發出的命令那便更不用談。

正常情況下，守規矩的明朝皇帝若是遇到敕令被封還的事基本上只能打落牙齒往肚裡咽。明朝的皇權看起來很厲害，但實際上皇帝也不能一言九鼎。因為精力有限的緣故，低品官員的任命一般都是由吏部決定，也就是說，由於給事中官銜太低，皇帝甚至不方便直接剝奪他的職務。雖說可以直接下中旨進行干涉，但這種敕令極有可能被吏部給事中給封還。

朱準備將程式改成這樣：給事中有權封還敕令，而皇帝經過思考後認為自己正確，便可以下達第二次敕令。接下來給事中如果仍然認為該敕令有不妥之處，第二次封還皇帝的敕令時就必須聯合十名以上的言官簽上名字。這時候皇帝如果仍然堅持自己正確，而簽名的十人也依然堅決反對，那便前往死諫臺喝毒酒死諫（當然，十杯酒中只有一杯有毒）。若十名言官依次喝完死諫酒（直到有人喝下那杯毒酒為止），那麼皇帝便必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