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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朱棣卻很不喜歡明朝的言官體系，因為與它所起到的正面作用相比，其負面影響似乎更大。

明代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言官有好幾類，為方便理解，朱棣將之分為四種派別：雞毛蒜皮派、為反而反派、譁眾取寵派、黨爭走狗派。

言官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給事中組成，而

史和六科給事中都是七品官（監察御史和督給事中為t7左右給事中和給事中為從七品）。將言官的官銜設定得低一些，本意是希望言官們不要在乎自己的官職，敢於用自己的官職來博得名譽。其實，明代對於言官的素養品質則有著更高的標準。

首先，“必國而忘家，忠而忘身之士”，但這種主觀標準顯然沒辦法檢驗。當吏部提名某位官員擔任言官時，誰又有充分的證據證明此人並非“必國而忘家，忠而忘身之士”？

其次，必須正派剛直，介直敢言，而不患得患失，愛身固祿——這同樣是一種沒辦法檢驗的主觀標準。

再次，具有突出的學識才幹，既通曉朝廷各方政務，洞悉利弊動態，又能博涉古今，引鑑前史。除此之外，還須具備一定的仕途經歷，歷練穩重；對於年齡、出身以及文章、詞辯等方面的能力也有具體的要求。

但這條規定也落在了空處。

明朝的讀書人用八股文作為敲門磚考上進士時，很多時候**就是七品官。如此一來，進士們或者完全沒有，或者只有極少的工作經驗就會擔任言官。在這種前提下，絕大多數言官都無法勝任他們的工作。他們往往根本沒有或者是沒有豐富的地方行政和管理經驗，對水利、農業、練兵、財稅、馬政、軍事、外交都完全不懂。不懂怎麼辦呢？坐在言官的位子上總得有所作為吧？既然正事辦不好，那自然只能將精力放在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上了。比如說不講個人衛生、衣服沒穿整齊、腰帶沒繫好……這類言官，屬於雞毛蒜皮派。

與雞毛蒜皮派不同，另一群同樣對國家大事不懂的言官卻總是恬不知恥地妄議朝政，妄加揣測，故意從反對中樞高階官員的舉措中來獲取“不阿”、“剛直”之名——也就是說，這類言官純粹是為了反對而反對，因此朱棣將之形容為“為反而反派”。比如說崇禎皇帝加三餉。心平氣和的分析，三餉所加不過每畝“九厘”銀，按明末的糧價折算尚不足十斤稻穀，這在明末的畝產量中所佔的比例微乎其微。當國家發生戰爭時，適量的增加賦稅並非全無道理。但在言官們激烈的反對下，崇禎最終被迫停派了三餉。後來，崇禎在農民起義、小冰期自然災害以及關外建奴的三重壓迫下，希望與建奴議和獲得喘息的機會。好吧，既然言官反對為了支援戰爭而增加賦稅，那麼選擇和平總歸可以了吧？還是不行！似乎不堅決反對皇帝的任何措施，他們這些言官就沒有存在的意義了。收稅打仗言官們固然要拼命反對，因為沒錢打仗於是和談同樣會遭受言官們的激烈反對！

譁眾取寵派的言官則立論唯恐不偏激，言辭唯恐不誇張，往往憑藉著捕風捉影、小道訊息，就極盡聳人聽聞之能事。他們絕不會在乎所論是否屬實，只會在意能否憑藉刻薄的言辭譁眾取寵，一舉成名。透過罵皇帝，罵舉足輕重大臣來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以此撈取政治資本！比如說明神宗因為生病，“頭暈眼黑，心滿肋漲，飲食少思，寢不成寐，身體尚軟”，結果大理寺左評事於仁在萬曆十七年十二月便以此寫了一本《酒色財氣四箴疏》，借題發揮，給皇帝橫加了四個罪名：“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財氣也。

夫縱酒則潰胃，好色則耗精，貪財則亂神，尚氣則損肝”。而田大益更是將萬曆與“夏桀、商紂王、周幽王、厲王、漢桓帝、靈帝、宋徽宗等昏君”並列在一起。引用當時曾任過禮部尚書的于慎行的話說，“近世士大夫以氣節相高，不恤生死，往往視廷杖戍譴為登仙之路。一遭斥謫，意氣揚揚，目上趾高，傲視一世，正所謂意氣有加也”。大學士許國也憤慨地說：“邇來建言成風，可要名，可秩，又可掩過，故人競趨之為捷徑，此風既成，莫可救止。”

最可恨的當屬黨爭走狗派。他們終日鬥嘴，以清流自詡，相互攻擊，充當權臣們黨同伐異的急先鋒。這類言官本質上是被豢養的惡犬，只要主人一聲令下便衝上前去撕咬，至於說是否會將朝堂弄得烏煙瘴氣卻不會在乎。

言官們敢於不負責任的亂說八道，最主要的原因有兩個。一是言官地位特殊，即便瞎說，皇帝或者高官也不好對之處罰。二是如果皇帝或者高官對之處罰，他們便可以從中獲得“剛正不阿”的清名。

朱棣深惡這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