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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了別的變故，“您的女兒？”我乾巴巴地蹦出這句話。

“她走了……”劉太太再次出乎我的意料，她的表情十分寧靜，這說明她已經接受了這個事實，可事實究竟是什麼？她的女兒離家出走了，或者是……死了？

“好了，我們不談這個，”劉太太溫和地注視著我，似乎看出了我的尷尬，“喝口茶吧，暖和暖和。”

我只好應聲端起杯子，也算是掃掃自己的窘困狀況，半天沒敢吱聲。我再次觀察她的面容，這一回給自己找到了理由：她的衰老，很可能是因為家庭悲劇造成的。

“是啊，這茶很好喝，”我總是說錯話，茶的好壞在此時有什麼關係？可要開始的話題總得繼續，“劉太太，不知道該問不該問，劉隊長是不是出去拜年了？”

“他也走了……”

還是那份該死的寧靜，這一次倒沒有造成我的理解錯誤。劉隊長這把年紀，以中國人的性格，是斷然不會玩兒什麼離家出走的把戲了，唯一的解釋就是：他已經死了！

這和書稿裡的不同！死了的人不應該是劉隊長，而是……

或者，最後他們都難逃一死。當然，每個人都免不了要面對死神，可他至少不該來得這麼早……

——妮可爾。威廉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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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蜻蜓（1）

1999年6月12日的晚上，以及隨後的兩三天，艾蓮全面介入了案件的調查工作：先後考察了現場，與證人見了面，又拜訪了被害人王小姐在北京的親屬，閱讀了警方以及法醫關於此案的所有記錄；最後，在15日的晚上出席了第三次重案組會議。當晚，艾蓮只提到了三個問題。

首先是關於現場的推測：艾蓮認為，兇手先行進入被害人的家，等待被害人歸來，然後實施罪行。陽臺和窗臺都沒有發現攀爬的痕跡，證實了兇手必然以房門作為通道。他可能有被害人的家門鑰匙，也許有其他巧妙地竅門手段，當然，手法一定要很利落，不然在這樣狹小的老樓區很容易被熟識的鄰居給發現。不論如何，從作案效率來看，兇手很可能和被害人有生活上的交集。

接下來的問題是，作案動機。因為眼下只有一起案件，資訊少之又少，艾蓮本人也對兇手的某些行為一籌莫展——諸如絞殺、割手指、毀壞頭部之類的，他提出復仇的觀點。兇手和被害人之間必然存在某種聯絡，而這種聯絡的發生時段並不一定是最近兩年。因為警方已經詢問過樓群的居民，得知被害人在此居住的期間並沒有過從甚密的朋友，那麼被害人與兇手之間的聯絡，可能早在搬到這裡之前就存在了。這樣並不大嚴謹的推測，立刻引發了在場多數警員的疑惑——儘管他們並沒有說出來，如果被害人與兇手只存在兩年以前的關係，那麼，他又如何得知被害人新的住處，更不要說如何獲得房門鑰匙？對此，艾蓮也莫名其妙，推測總歸只是推測，甚至說是直覺更加合理。如果硬說有些證據的話，那就是他指出在現場發現的被害人與某個女孩兒的合影，紙質顯得有些陳舊，應該是在幾年前拍攝的。

最後，艾蓮使用投影儀再一次地展現了那張合影照片，並斷定，被害人身邊的那個女孩兒，一定就是本案的關鍵。這個判斷也是接著上面那個成立的推論的後續，他認為，兇手留下了這張照片，目的何在？被害人的臉部被畫了紅色的圈，而身邊的女孩兒卻沒有，這說明被害人也許並非在做什麼殺人預告，而是告訴所有的人，他殺人的理由就在於此。同時，他提出，這個女孩兒警方是不可能尋找到的——或者找到了也沒有用——她應該已經消失了，至少無法提供兇手的資訊——否則兇手就是在作繭自縛了。如果說，她消失了是比較合理的解釋，那麼接下來的事情也就很好理解了，兇手正是因為她的某種緣故才要進行報復！而警方在報紙上刊登了她的照片，卻一直沒能得到有關線索，也是很好理解的。第一，這女孩兒可能消失了，第二，她也許並非本地人，第三，隨著網路等另類媒體的興起，那些可能和這女孩兒有關係的年輕人並不會經常關注報紙這種傳統的宣傳媒體；最後，即使有人已經看到了報紙，卻因為某種理由而不可能來聯絡警方——比如說，她是某個醫療事故的被害者……最後，艾蓮提出了建議，如果不想等著下一起案件發生，那麼警方倒不如捏造出一些罪名，對照片上的女孩兒下達全國通緝令，說不定會有所收穫。

艾蓮全部的觀點表達完，在座的人一片噓聲。人們往往有一種習慣，當他們發現全心期待的事物並不像他們想象的那樣之後，便常常呈現出一種無